《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开头引录《禹贡》全文和《周礼·职方氏》的九州部分,中间以西汉的行政建置为纲,将山川、物产、古迹等各项地理资料分条附记于其中,末尾辑录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并记载了一些海外交通的情况.
这一结构充分地反映了班固对于“地理”的理解.他在《汉书·叙传下》中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刬五等,制立郡县,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就是说,他观念中的“地理”虽然也包括了山川形势,但更关心的是对它的“疆理”、“剖判”,亦即行政建置.因而他对《禹贡》给予充分的尊重,在《汉书·地理志》开头将其全文照录,并不是象我们今天这样意识到《禹贡》对于地理学所具有的意义,而只是将其当作行政制度之一种,恰好在传说中它曾实行于夏禹时代.同理,他将传为周代行政制度的《职方氏》九州也一并照录,而不辨析其来历及真实与否.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行进到秦汉时代,五等之封已经革刬,传说中的九州也已成为过去,此时的“剖判”是通过郡县.班固顺应时变,在正文中将“地理”的纲领由《禹贡》、《职方氏》的九州一变而至于汉代的郡国,这不能不说具有开创之功.这份功劳本应该属于太史公司马迁的.
对“地理”的这种理解也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重实用、重功利,而轻视学理上的探讨.《汉书·李寻传》载传主之言云：“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制法度,考祸福”.很明显,当时人将地理当作一种应用之学.无论自然要素（山川变动）还是人文状况（人民谣俗）,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经世济民（法度、祸福）.班固在叙述完西汉的行政建置和相应的地理资料之后,还将当时“犹未宣究”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辑而论之,不能不说有其深意存焉.
这一观念再渗透到地理学中,那便是形成一种很强烈的思维定势,即轻自然而重人文.《汉书·地理志》而后,历代正史修撰《地理志》形成一个传统,但内容不过照着《汉书·地理志》亦步亦趋,有些简单的甚至只有光秃秃的政区纲目,其它内容如山川、物产、古迹、水利等一概没有.沈约在《宋书·州郡志》序中称：“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文中直接将“地理”当作“政区”的同义语,这可以说是古代对于“地理”一词最为极端的理解.
也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我国传统中一直被当作历史学的附庸.一方面,以地理为标的的著作往往成为历史著作中的专篇,如国史或地方志中的《地理志》.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之学往往带有历史地理的性质.即便体例不受《地理志》影响,内容也往往不免带有浓厚的历史色彩.如《水经注》,它以水道为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地理学著作,但从内容看,它又是一部十足的历史著作.——当然,它同时还是一部文学名著. 《汉书·地理志》的内容包括三个部分：开头引录《禹贡》全文和《周礼·职方氏》的九州部分,中间以西汉的行政建置为纲,将山川、物产、古迹等各项地理资料分条附记于其中,末尾辑录刘向的《域分》和朱赣的《风俗》,并记载了一些海外交通的情况.
这一结构充分地反映了班固对于“地理”的理解.他在《汉书·叙传下》中称：“自昔黄、唐,经略万国,燮定东西,疆理南北；三代损益,降及秦、汉,革刬五等,制立郡县,略表山川,彰其剖判,述《地理志》第八”.就是说,他观念中的“地理”虽然也包括了山川形势,但更关心的是对它的“疆理”、“剖判”,亦即行政建置.因而他对《禹贡》给予充分的尊重,在《汉书·地理志》开头将其全文照录,并不是象我们今天这样意识到《禹贡》对于地理学所具有的意义,而只是将其当作行政制度之一种,恰好在传说中它曾实行于夏禹时代.同理,他将传为周代行政制度的《职方氏》九州也一并照录,而不辨析其来历及真实与否.正因为如此,当历史行进到秦汉时代,五等之封已经革刬,传说中的九州也已成为过去,此时的“剖判”是通过郡县.班固顺应时变,在正文中将“地理”的纲领由《禹贡》、《职方氏》的九州一变而至于汉代的郡国,这不能不说具有开创之功.这份功劳本应该属于太史公司马迁的.
对“地理”的这种理解也很典型地反映了中国古代科学的一个重要特点：重实用、重功利,而轻视学理上的探讨.《汉书·李寻传》载传主之言云：“仰视天文,俯察地理,观日月消息,侯星辰行伍,揆山川变动,参人民谣俗,以制法度,考祸福”.很明显,当时人将地理当作一种应用之学.无论自然要素（山川变动）还是人文状况（人民谣俗）,研究的目的都是为了经世济民（法度、祸福）.班固在叙述完西汉的行政建置和相应的地理资料之后,还将当时“犹未宣究”的刘向《域分》和朱赣《风俗》辑而论之,不能不说有其深意存焉.
这一观念再渗透到地理学中,那便是形成一种很强烈的思维定势,即轻自然而重人文.《汉书·地理志》而后,历代正史修撰《地理志》形成一个传统,但内容不过照着《汉书·地理志》亦步亦趋,有些简单的甚至只有光秃秃的政区纲目,其它内容如山川、物产、古迹、水利等一概没有.沈约在《宋书·州郡志》序中称：“地理参差,其详难举,实由名号骤易,境土屡分,或一郡一县,割成四五,四五之中,亟有离合；千回百改,巧历不算,寻校推求,未易精悉”.文中直接将“地理”当作“政区”的同义语,这可以说是古代对于“地理”一词最为极端的理解.
也正因为如此,地理学在我国传统中一直被当作历史学的附庸.一方面,以地理为标的的著作往往成为历史著作中的专篇,如国史或地方志中的《地理志》.另一方面,这样的地理之学往往带有历史地理的性质.即便体例不受《地理志》影响,内容也往往不免带有浓厚的历史色彩.如《水经注》,它以水道为纲,是一部不折不扣的地理学著作,但从内容看,它又是一部十足的历史著作.——当然,它同时还是一部文学名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