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车马制度的演变 日前，考古所副所长王巍应中央电视台“藏游世界”栏目“中国古代马车史话”节目的邀请，阐述了中国古代车马制度的演变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王巍介绍，关于中国古代是从何时开始使用车子的，至今还是个谜。《左传》、《墨子》等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奚仲作车”、奚仲曾为夏朝的车正的说法。但是目前尚未发现夏代已使用车子的考古证据。在河南偃师商代早期都城中的道路路面上曾发现车辙，表明当时已经使用了车子。但是，该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仅1.2米左右，远远窄于商代晚期马车的2.2 2.4米的轮距。因此，估计它可能不是马车留下的车辙。古代文献曾记载商人的祖先王亥“作服牛”，因此，商代早期商人有可能已经使用了牛车，不排除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是牛车或人力车留下的。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车子实物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距今约3300 3050年前）的马车，目前已发现数十辆。这些马车多被埋葬于贵族的墓葬旁边，一般一座车马坑中埋放1 2辆车。多数马车上有青铜制作的车马器，有的车箱内还有兵器和驾驭马车所用的器具。有的马车边还埋有驾车的驭夫。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马车主要是用于车战和贵族的代步工具。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的许多制度出现于西周时期。车马制度也不例外。当时，马车除了继续被用于作战之外，还被作为等级身份的体现物。据周代的礼书记载，从周王到诸侯、卿大夫，依据其身份的不同而在车子的结构、驾马的数量、车马器的形制、车子的装饰等方面有严格的区别。在周代的贵族墓葬旁边，常可发现附葬的车马，坑内埋放车马的数量和旁边贵族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相匹配。迄今所见西周时期的车马坑埋放车最多的可达十余辆，去年发掘的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东周墓旁边的车马坑中的车子达33辆之多。另外，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战车的数量也成为衡量列国军事实力的标志之一，故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 战国晚期，骑兵逐渐取代战车成为东周列国主要的作战手段。秦汉时期以后，车子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二马驾的单辕车变为单马驾的双辕车，车子主要被作为出行代步和运载货物的工具。在汉代诸侯王的墓葬中，可以看到有车子随葬。直至近代，马车的结构和用途未再发生大的变化。 中国古代车马制度的演变 日前，考古所副所长王巍应中央电视台“藏游世界”栏目“中国古代马车史话”节目的邀请，阐述了中国古代车马制度的演变及其在历史上的作用。 王巍介绍，关于中国古代是从何时开始使用车子的，至今还是个谜。《左传》、《墨子》等先秦时期的文献中，有“奚仲作车”、奚仲曾为夏朝的车正的说法。但是目前尚未发现夏代已使用车子的考古证据。在河南偃师商代早期都城中的道路路面上曾发现车辙，表明当时已经使用了车子。但是，该车辙两轮之间的距离仅1.2米左右，远远窄于商代晚期马车的2.2 2.4米的轮距。因此，估计它可能不是马车留下的车辙。古代文献曾记载商人的祖先王亥“作服牛”，因此，商代早期商人有可能已经使用了牛车，不排除偃师商城发现的车辙是牛车或人力车留下的。迄今为止，在我国境内发现的年代最早的车子实物是河南安阳殷墟出土的商代晚期（距今约3300 3050年前）的马车，目前已发现数十辆。这些马车多被埋葬于贵族的墓葬旁边，一般一座车马坑中埋放1 2辆车。多数马车上有青铜制作的车马器，有的车箱内还有兵器和驾驭马车所用的器具。有的马车边还埋有驾车的驭夫。可以看出，商代晚期的马车主要是用于车战和贵族的代步工具。 西周时期是中国古代礼制发展的重要时期。中国古代的许多制度出现于西周时期。车马制度也不例外。当时，马车除了继续被用于作战之外，还被作为等级身份的体现物。据周代的礼书记载，从周王到诸侯、卿大夫，依据其身份的不同而在车子的结构、驾马的数量、车马器的形制、车子的装饰等方面有严格的区别。在周代的贵族墓葬旁边，常可发现附葬的车马，坑内埋放车马的数量和旁边贵族墓葬的规模和随葬品相匹配。迄今所见西周时期的车马坑埋放车最多的可达十余辆，去年发掘的湖北枣阳九连墩一号东周墓旁边的车马坑中的车子达33辆之多。另外，在春秋战国时期，拥有战车的数量也成为衡量列国军事实力的标志之一，故有“千乘之国”、“万乘之国”的说法。 战国晚期，骑兵逐渐取代战车成为东周列国主要的作战手段。秦汉时期以后，车子的结构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二马驾的单辕车变为单马驾的双辕车，车子主要被作为出行代步和运载货物的工具。在汉代诸侯王的墓葬中，可以看到有车子随葬。直至近代，马车的结构和用途未再发生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