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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人与天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之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为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摘自《中华文化信息网》,作者佚名）
“如从东、西两种文化的比较及其相互关系来看“天人合一”,则本文以为有必要指出两点. 第一,西方对“天”、“人”关系有见于异,无见于同,注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这确有忽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局限,最终将导致自然的惩罚,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但数百年来,西方文化主宰世界,带来了科学的突飞猛进,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人的解放──从封建束缚下的解放,其“光辉成就”确实“不能抹煞”.东方对“天”、“人”关系有见于同,无见于异,注重“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确有重视人与自然统一的合理因素,但它不利于认识人与自然,使人屈服于自然、个体屈服于群体、感性屈从于理性,这同样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此而言,似乎就应该说,东、西两种文化各有短长,二者应互相取长补短,而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改善向恶,改弦更张”,“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第二,提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命题的基础是小农生产、自然经济,它也满足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的需要.西方注重“天”“人”相分、注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随工业生产、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也满足了建立在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就此而言,东西方两种文化代表了人类认识与思维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今天,人类认识与思维更向前发展,认识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又追求进一步的解放──从物的压迫下解放,需要的既不是停留于忽视人与自然统一性的阶段,受物压迫的阶段,更不是倒退到与自然“浑然一体”的阶段,受礼压迫的阶段,而是取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以建立新的“天人合一”,即打破人顺应自然、人民顺从统治、个体屈从群体、感性屈从理性的旧“天人合一”,而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在个体本位的基础上建立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在感性本位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天人合一”──真正自由的、审美的理想境界.”
在最近五十年中,西方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掀起了信息革命──把人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第二次产业大革命(第一次产业大革命是以蒸汽为动力,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迅速波及全球,预示着人类历史新时期的正在到来.可见,西方文化既未衰落,更未破产,它还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诚然,西方文化有其局限性,需要东方文化补其不足；今天的时代与过去不同,西方文化已不可能主宰世界.但即将到来的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或曰“东方文化”)主宰的时代,而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世界文化的前途则既不是“西化”,也不是“东化”,而是融合东、西以进行新的创造.”（蔡仲德：《也谈“天人合一”─—与季羡林先生商榷》,《传统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
“中国人最基本的思维方式,具体表现在人与天的关系上.它认为人与天不是处在一种主体与对象之关系,而是处在一种部分与整体、扭曲与原貌或为学之初与最高境界的关系之中.”“天人本是合一的.但由于人制定了各种典章制度、道德规范,使人丧失了原来的自然本性,变得与自然不协调.人类行为的目的,便是“绝圣弃智”,打碎这些加于人身的藩篱,将人性解放出来,重新复归于自然,达到一种“万物与我为一”的精神境界.”（摘自《中华文化信息网》,作者佚名）
“如从东、西两种文化的比较及其相互关系来看“天人合一”,则本文以为有必要指出两点. 第一,西方对“天”、“人”关系有见于异,无见于同,注重人与自然的对立,注重人对自然的征服与改造,这确有忽视人与自然的统一性的局限,最终将导致自然的惩罚,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但数百年来,西方文化主宰世界,带来了科学的突飞猛进,经济的空前繁荣,也带来了人的解放──从封建束缚下的解放,其“光辉成就”确实“不能抹煞”.东方对“天”、“人”关系有见于同,无见于异,注重“天人合一”,注重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确有重视人与自然统一的合理因素,但它不利于认识人与自然,使人屈服于自然、个体屈服于群体、感性屈从于理性,这同样不利于人的生存与发展.就此而言,似乎就应该说,东、西两种文化各有短长,二者应互相取长补短,而不是非此即彼,互相排斥,“改善向恶,改弦更张”,“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 第二,提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命题的基础是小农生产、自然经济,它也满足了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封建社会的需要.西方注重“天”“人”相分、注重征服自然改造自然的思想随工业生产、市场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它也满足了建立在工业生产、市场经济基础上的资本主义社会的需要.就此而言,东西方两种文化代表了人类认识与思维发展的两个不同阶段.今天,人类认识与思维更向前发展,认识了生态平衡的重要意义,又追求进一步的解放──从物的压迫下解放,需要的既不是停留于忽视人与自然统一性的阶段,受物压迫的阶段,更不是倒退到与自然“浑然一体”的阶段,受礼压迫的阶段,而是取两者之长,弃两者之短,以建立新的“天人合一”,即打破人顺应自然、人民顺从统治、个体屈从群体、感性屈从理性的旧“天人合一”,而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建立人与人的和谐统一,在个体本位的基础上建立感性与理性的和谐统一,在感性本位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天人合一”──真正自由的、审美的理想境界.”
在最近五十年中,西方出现了电子计算机,掀起了信息革命──把人从脑力劳动中解放出来的第二次产业大革命(第一次产业大革命是以蒸汽为动力,把人从体力劳动中解放出来),并迅速波及全球,预示着人类历史新时期的正在到来.可见,西方文化既未衰落,更未破产,它还有着巨大的生命力.诚然,西方文化有其局限性,需要东方文化补其不足；今天的时代与过去不同,西方文化已不可能主宰世界.但即将到来的并非中国传统文化(或曰“东方文化”)主宰的时代,而是一个文化多元化的时代；世界文化的前途则既不是“西化”,也不是“东化”,而是融合东、西以进行新的创造.”（蔡仲德：《也谈“天人合一”─—与季羡林先生商榷》,《传统与现代化》,1994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