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言进谏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鲁定公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说,说话不可以这样简单机械.不过,有人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违抗."假如说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好么；假若说的话不正确而也没有人违抗,不近乎一句话便丧失国家么?国君也可能出错；多听取他人意见能防止把错误铸成大灾难.在另一段话里,孔子就不是说可能出错,而是干脆说错误人人难免,只有靠逆耳忠言来纠正."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君无谔谔（直言）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败）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儒家以君臣父子等五对关系来概括所有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人都不免出错.它又将"过失"重点放在君父一边,是要特别否定在上者的绝对明智.
　　中国古代历史中,有不少敢于进谏的人,比如大家众所周知的魏征就是其中之一.魏征曾经辅佐唐高宗与唐太宗两位皇帝,他常常向唐太宗直谏,不怕牺牲,以至与唐太宗好几次龙颜大怒,幸亏有长孙皇后为他说情,使他免遭惩罚.但是,唐太宗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听取他的话,使得在唐太宗治国时出现“贞观之制”的繁荣景象.这也是作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留给后人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
　　分析实质,支撑唐太宗纳谏的,是将错误难免的哲理,内化成抑制自尊、公务高于面子的心理.他对侍臣说,为臣之义,就是要尽忠补救,救国救君的过失.我读书见前代诛杀直谏的忠臣,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有助于）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在使用权力上自我限制,鼓励臣子"正词直谏"、"犯颜忤旨",大胆扫他的面子,如此抑制自尊,是他明白公务高于面子.他接着说,我近来临朝处事,也有不合国家法令的."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
　　关于这一点,《帝鉴图说》已有记载：太宗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这件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唐太宗罢朝回到后宫,忽然发怒说：“该当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一听,遂不解地问：“陛下要杀谁?”太宗说：“是魏征.这个人不知深浅,每每当着众臣数说我的过失.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杀他.”皇后听此话之后什么也没说就退了出去,换了一身最庄重的朝服,站在庭院里.太宗一时见不到皇后,正在纳闷儿.于是,走出房门,发现皇后正盛装站庭前,非常惊讶地问：“皇后你这是干什么?”皇后说：“妾听古人有句话：‘主明臣直’,现在魏征能直言不阿,是由于陛下的圣明,能容臣下的缘故啊!有这样君明臣直的局面,乃是千载难逢,是国家的盛事,妾敢不贺吗?”太宗听了皇后的话,猛然醒悟,转怒为喜.
　　由上面这件事不难看出,即使英明的君主意见听多了也会烦,这不,要不是长孙皇后及时阐明道理,说不定魏征的头早已落了地.
　　从这里我们还悟出一个道理,即妻贤夫祸少.历数古来圣贤之君,多属本人圣明、天资卓越,但也不可否认,他的业绩也多与良臣和贤内助相助有关.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明君,在外,这不能说不得力于魏征；在内,这不能说不得益于长孙皇后.同时,他们也为后人留下了“望陵毁观”和“撤殿营居”的千古佳话.
　　上面说了魏征敢于进谏和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故事后,可能有人还不信服,甚至会说,在唐太宗时代也不过就出了一个魏征,恐怕再没有第二个.非也.依笔者之见,在唐太宗时代之所以会出现君明臣直的局面,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其广泛的基础.“纳箴赐帛”和“上书贴壁”两则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其一：唐太宗即位之初,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写了一篇《大宝箴》呈给太宗,让其作为座右铭.太宗阅后非常高兴,对张蕴古大加赞赏,不但奖他束帛,还提升他做了大理丞,负责审判工作.此为“纳箴赐帛”.其二：有一天,太宗对司空裴寂说：“此多上书言事者,朕皆贴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数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此为“上书贴壁”,说的是唐太宗为了能及时了解臣下反映的问题,以避免疏忽,贻误朝政,他让人将大臣们的上书全部贴在屋里的墙壁上,以供他随时阅看.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贞观之治”的出现,确实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唐太宗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分不开的.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也概莫能外,他在位期间也做了一些错事.譬如对待张蕴古,因张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辩护,遭到了御史叔乃纪的侮陷而被唐太宗砍了头.后来明代历史学家丁奉评论此事说：“张蕴古的《大宝箴》能保护万人却不能保护自己,令人不胜慨叹啊!”
　　但是,做了错事不要紧,而是要有改正错误的勇气.在这一点上,从太宗处理张蕴古一事的过程中也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太宗杀了张蕴古之后非常后悔,但头砍了却不能再安上.于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他诏告朝野：“今后判处死罪,即使立即执行的,也要反复审议三次再行刑.”
　　进谏与纳谏本身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敢于进谏国君的大臣；二是能够坦诚地听取大臣意见的国君.作为大臣,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报效祖国,则要敢于讲真话、提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敢于向君王提出许多宝贵治国之道.不过,作为大臣来说,
　　做到这一点都要有一定的度量、胆识和勇气.而且这要冒极大的风险,稍有不慎,不仅乌纱帽戴不住,甚至脑袋也会搬家；作为一代君王,应拥有博大胸襟,能坦诚面对大臣提出的意见,做到遇事从大局出发,对进谏者之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无数事实说明,只有敢于纳谏的开明国君,才能使国家真正强盛.历史上有许多自作主张,最后还不是自生自灭吗?比如说西楚霸王项羽,他不爱惜人才,不听取牟臣的忠言,只知凡事由自己决断,最后被刘邦的军队十面埋伏,自己则自刎而死.政治上如此,何况生活上乎.人都有缺点,但各人对待缺点并不都一样,或把它隐藏,或坦然面对,加以改正,或曰：“此无碍人生也.”我认为还是坦然面对的好,朋友提出自己的缺点,应当谢谢朋友,然后改正,这样,人才会不断进步,而不应该学习项羽,弄得个自刎乌江,以至于自己缺点越积越多,最后阻碍了自己,成为学习和生活上的拌脚石. 　　直言进谏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
　　鲁定公问：“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说,说话不可以这样简单机械.不过,有人说,"我做国君没有别的快乐,只是我说什么话都没有人违抗."假如说话正确而没有人违抗,不也好么；假若说的话不正确而也没有人违抗,不近乎一句话便丧失国家么?国君也可能出错；多听取他人意见能防止把错误铸成大灾难.在另一段话里,孔子就不是说可能出错,而是干脆说错误人人难免,只有靠逆耳忠言来纠正."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
　　君无谔谔（直言）之臣,父无谔谔之子,兄无谔谔之弟,夫无谔谔之妇,士无谔谔之友,其（败）亡可立而待.故曰：君失之,臣得之；父失之,子得之；兄失之,弟得之；夫失之,妇得之；士失之,友得之.",儒家以君臣父子等五对关系来概括所有社会关系,也就是说,人人都不免出错.它又将"过失"重点放在君父一边,是要特别否定在上者的绝对明智.
　　中国古代历史中,有不少敢于进谏的人,比如大家众所周知的魏征就是其中之一.魏征曾经辅佐唐高宗与唐太宗两位皇帝,他常常向唐太宗直谏,不怕牺牲,以至与唐太宗好几次龙颜大怒,幸亏有长孙皇后为他说情,使他免遭惩罚.但是,唐太宗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听取他的话,使得在唐太宗治国时出现“贞观之制”的繁荣景象.这也是作为一代明君的李世民,留给后人的一份最宝贵的遗产.
　　分析实质,支撑唐太宗纳谏的,是将错误难免的哲理,内化成抑制自尊、公务高于面子的心理.他对侍臣说,为臣之义,就是要尽忠补救,救国救君的过失.我读书见前代诛杀直谏的忠臣,未尝不废书叹息!"公等但能正词直谏,裨益（有助于）政教；终不以犯颜忤旨,妄有诛责."在使用权力上自我限制,鼓励臣子"正词直谏"、"犯颜忤旨",大胆扫他的面子,如此抑制自尊,是他明白公务高于面子.他接着说,我近来临朝处事,也有不合国家法令的."公等以为小事,遂不执言.凡大事皆起于小事,小事不论,大事又将不可救.社稷倾危,莫不由此."
　　关于这一点,《帝鉴图说》已有记载：太宗尝罢朝,怒曰：“会须杀此田舍翁.”后问为谁,上曰：“魏征每廷辱我.”后退,具朝服.曰：“妾闻主明臣直.今魏征直,由陛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贺!”上乃悦.这件事是这样的：有一天,唐太宗罢朝回到后宫,忽然发怒说：“该当杀了这个‘乡巴佬’.”长孙皇后一听,遂不解地问：“陛下要杀谁?”太宗说：“是魏征.这个人不知深浅,每每当着众臣数说我的过失.我再也忍受不下去了,我要杀他.”皇后听此话之后什么也没说就退了出去,换了一身最庄重的朝服,站在庭院里.太宗一时见不到皇后,正在纳闷儿.于是,走出房门,发现皇后正盛装站庭前,非常惊讶地问：“皇后你这是干什么?”皇后说：“妾听古人有句话：‘主明臣直’,现在魏征能直言不阿,是由于陛下的圣明,能容臣下的缘故啊!有这样君明臣直的局面,乃是千载难逢,是国家的盛事,妾敢不贺吗?”太宗听了皇后的话,猛然醒悟,转怒为喜.
　　由上面这件事不难看出,即使英明的君主意见听多了也会烦,这不,要不是长孙皇后及时阐明道理,说不定魏征的头早已落了地.
　　从这里我们还悟出一个道理,即妻贤夫祸少.历数古来圣贤之君,多属本人圣明、天资卓越,但也不可否认,他的业绩也多与良臣和贤内助相助有关.唐太宗之所以能成为一代明君,在外,这不能说不得力于魏征；在内,这不能说不得益于长孙皇后.同时,他们也为后人留下了“望陵毁观”和“撤殿营居”的千古佳话.
　　上面说了魏征敢于进谏和唐太宗善于纳谏的故事后,可能有人还不信服,甚至会说,在唐太宗时代也不过就出了一个魏征,恐怕再没有第二个.非也.依笔者之见,在唐太宗时代之所以会出现君明臣直的局面,不是一个孤立的现象,而是有其广泛的基础.“纳箴赐帛”和“上书贴壁”两则故事最能说明这个问题.其一：唐太宗即位之初,前幽州记室直中书省张蕴古写了一篇《大宝箴》呈给太宗,让其作为座右铭.太宗阅后非常高兴,对张蕴古大加赞赏,不但奖他束帛,还提升他做了大理丞,负责审判工作.此为“纳箴赐帛”.其二：有一天,太宗对司空裴寂说：“此多上书言事者,朕皆贴之屋壁,得出入省览,数思治道,或深夜方寝.公辈当恪勤职业,副朕此意.”此为“上书贴壁”,说的是唐太宗为了能及时了解臣下反映的问题,以避免疏忽,贻误朝政,他让人将大臣们的上书全部贴在屋里的墙壁上,以供他随时阅看.从这里我们不难看出,“贞观之治”的出现,确实不是偶然的,而是与唐太宗广开言路、善于纳谏分不开的.
　　当然,金无足赤,人无完人.作为一代明君的唐太宗也概莫能外,他在位期间也做了一些错事.譬如对待张蕴古,因张为一个精神病患者辩护,遭到了御史叔乃纪的侮陷而被唐太宗砍了头.后来明代历史学家丁奉评论此事说：“张蕴古的《大宝箴》能保护万人却不能保护自己,令人不胜慨叹啊!”
　　但是,做了错事不要紧,而是要有改正错误的勇气.在这一点上,从太宗处理张蕴古一事的过程中也能给人以深刻的启示.太宗杀了张蕴古之后非常后悔,但头砍了却不能再安上.于是,为了防止此类事件的发生,他诏告朝野：“今后判处死罪,即使立即执行的,也要反复审议三次再行刑.”
　　进谏与纳谏本身有两方面因素：一是敢于进谏国君的大臣；二是能够坦诚地听取大臣意见的国君.作为大臣,怀着一颗赤子之心报效祖国,则要敢于讲真话、提意见,做到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敢于向君王提出许多宝贵治国之道.不过,作为大臣来说,
　　做到这一点都要有一定的度量、胆识和勇气.而且这要冒极大的风险,稍有不慎,不仅乌纱帽戴不住,甚至脑袋也会搬家；作为一代君王,应拥有博大胸襟,能坦诚面对大臣提出的意见,做到遇事从大局出发,对进谏者之谏,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无数事实说明,只有敢于纳谏的开明国君,才能使国家真正强盛.历史上有许多自作主张,最后还不是自生自灭吗?比如说西楚霸王项羽,他不爱惜人才,不听取牟臣的忠言,只知凡事由自己决断,最后被刘邦的军队十面埋伏,自己则自刎而死.政治上如此,何况生活上乎.人都有缺点,但各人对待缺点并不都一样,或把它隐藏,或坦然面对,加以改正,或曰：“此无碍人生也.”我认为还是坦然面对的好,朋友提出自己的缺点,应当谢谢朋友,然后改正,这样,人才会不断进步,而不应该学习项羽,弄得个自刎乌江,以至于自己缺点越积越多,最后阻碍了自己,成为学习和生活上的拌脚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