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史书应该遵守的规律而言,描述事件应该尽可能简略,而考据求证则应该尽可能详尽,没有比《春秋》描述更简略,没有比《左传》考据更详实的了.鲁国史书中记载了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孔子通过这些描述判断其中的是非,然后才能用一两个字暗寓褒贬.这就是写史书需要考证的.左丘明撰写《左传》,后人阅读事情的始末,判定是非,然后才能理解字里行间暗寓的褒贬,这就是读史书需要考证的.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记录,即使是孔圣人也写不出春秋；如果不知道这些事迹,即使是孔圣人来读春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其中的人物有所褒贬.儒者喜欢大言,动不动就舍弃史传来求读经典,这样必然是不通的.有些人能读通,也必然是私下里阅读史传,然后假称没有借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世称为绝作,却不知道它的前身先是《长编》,然后是《考异》.高似孙《纬略》,记载在他的《与宋敏求书》中,说到洛八年,才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关于唐朝的文字尤其多,按照年月依次编辑为草稿,把四丈作为一卷的话,总数不下六七百卷.也有人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个出处才编纂成,用了二百二十个人所著的各种杂史和参考书.李焘《巽岩集》中也说张新甫曾经看到洛阳有《资治通鉴》的草稿,塞满了两间屋子.（李焘的这本集子现在已经失传了,这里是根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转述他父亲马廷鸾的话.）现在看这本书,例如“淖方成祸水”的话是出自《飞燕外传》,“张彖冰山”的话则出自《开元天宝遗事》,还有一些小说也没有落下.但是从古至今的著录,在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分配目录,必然有缘故.现在总括各种书籍,分为十五类,开头的是《正史》,也就是大纲.其次是《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都是参考纪传的.还有《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这些都是参考各种传志的.《史评》的是参考各种评论的.过去还有《谱牒》这一项,但是从唐朝之后,谱学就几乎没有了.玉牒不对外颁布,家乘也不上报,只有虚目而已,所以删掉.私家记载,只有宋明两个朝代最多,因为宋明两个朝代的人都喜欢议论,议论有不一样的意见就产生了门户之分,有了门户流派的区别就有了朋党,有了朋党就会产生恩怨,彼此有了恩怨,得志的时候就在朝廷上排挤意见不同者,不得志了就用笔墨文章来报复,中间难免是非颠倒,迷惑视听.但即使有疑问和曲解,有大家的力量考证对质,也一定能得到正解.即使有虚假的言辞,参考大家的说法来核实,也一定能了解到真情.张师棣《南迁录》的妄言,是邻国的事情,没法对质.赵与峕《宾退录》用金国官制作佐证就可以知道.《碧云騢》一书污蔑诽谤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认为是梅尧臣写的,王铚认为是魏泰写的,邵博又考证说确实是梅尧臣写的,可以算得上是罗圈架了.然后李焘参考几种说法而分辨定论,到现在也就没有别的说法了.这也是考证一定要详尽的验证.所以史部的这些书,除了确实非常冗长繁杂没什么可借鉴的之外,凡是对正史有补充的,都应该选择精华留存下来啊. 就史书应该遵守的规律而言,描述事件应该尽可能简略,而考据求证则应该尽可能详尽,没有比《春秋》描述更简略,没有比《左传》考据更详实的了.鲁国史书中记载了每一件事情的来龙去脉,孔子通过这些描述判断其中的是非,然后才能用一两个字暗寓褒贬.这就是写史书需要考证的.左丘明撰写《左传》,后人阅读事情的始末,判定是非,然后才能理解字里行间暗寓的褒贬,这就是读史书需要考证的.如果没有这些事情的记录,即使是孔圣人也写不出春秋；如果不知道这些事迹,即使是孔圣人来读春秋,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对其中的人物有所褒贬.儒者喜欢大言,动不动就舍弃史传来求读经典,这样必然是不通的.有些人能读通,也必然是私下里阅读史传,然后假称没有借鉴.司马光的《资治通鉴》,后世称为绝作,却不知道它的前身先是《长编》,然后是《考异》.高似孙《纬略》,记载在他的《与宋敏求书》中,说到洛八年,才完成了晋、宋、齐、梁、陈、隋六个朝代.关于唐朝的文字尤其多,按照年月依次编辑为草稿,把四丈作为一卷的话,总数不下六七百卷.也有人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一件事情要援引三四个出处才编纂成,用了二百二十个人所著的各种杂史和参考书.李焘《巽岩集》中也说张新甫曾经看到洛阳有《资治通鉴》的草稿,塞满了两间屋子.（李焘的这本集子现在已经失传了,这里是根据马端临的《文献通考》中转述他父亲马廷鸾的话.）现在看这本书,例如“淖方成祸水”的话是出自《飞燕外传》,“张彖冰山”的话则出自《开元天宝遗事》,还有一些小说也没有落下.但是从古至今的著录,在正史之外兼收博采,分配目录,必然有缘故.现在总括各种书籍,分为十五类,开头的是《正史》,也就是大纲.其次是《编年》《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都是参考纪传的.还有《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这些都是参考各种传志的.《史评》的是参考各种评论的.过去还有《谱牒》这一项,但是从唐朝之后,谱学就几乎没有了.玉牒不对外颁布,家乘也不上报,只有虚目而已,所以删掉.私家记载,只有宋明两个朝代最多,因为宋明两个朝代的人都喜欢议论,议论有不一样的意见就产生了门户之分,有了门户流派的区别就有了朋党,有了朋党就会产生恩怨,彼此有了恩怨,得志的时候就在朝廷上排挤意见不同者,不得志了就用笔墨文章来报复,中间难免是非颠倒,迷惑视听.但即使有疑问和曲解,有大家的力量考证对质,也一定能得到正解.即使有虚假的言辞,参考大家的说法来核实,也一定能了解到真情.张师棣《南迁录》的妄言,是邻国的事情,没法对质.赵与峕《宾退录》用金国官制作佐证就可以知道.《碧云騢》一书污蔑诽谤文彦博、范仲淹等人,晁公武认为是梅尧臣写的,王铚认为是魏泰写的,邵博又考证说确实是梅尧臣写的,可以算得上是罗圈架了.然后李焘参考几种说法而分辨定论,到现在也就没有别的说法了.这也是考证一定要详尽的验证.所以史部的这些书,除了确实非常冗长繁杂没什么可借鉴的之外,凡是对正史有补充的,都应该选择精华留存下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