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文化异常活跃又开放的时代,这体现在文学、哲学、书法、绘画、建筑等方面,而除这些以外,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还可以体现在人名之中.
　　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名,按男女名区分,本文于此单说男子名.男子名大概有三个特点：一、三国两晋时的人名以单字为多,而东晋中后期之后非单字名渐多；二、父子同名现象颇多；三、名中含“之”、“道”、“僧”、“玄”、“法”、 “慧”、“元”字者显著.
　　第一个特点.查阅《三国志》中的传主,发现无一例外的全是单字名,没有一个非单字,著名者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其实三国以前一直流行单字,延续到三国两晋时大多还是以单字居多,到东晋中后期以后,非单字渐渐变多,著名者如王羲之、刘牢之、司马道子等.从此以后,单字与非单字相互并寸,一直沿用至今.在东晋以后流行非单字,大概是因为名字中体现了家族的辈分排行,一般两字名的第一个字是排行,如刘义隆、刘义符、刘义真的“义”字是排行；当然也有最后一字为排行的,如王献之、王徽之、王凝之的“之”字为排行.名字中体现家族的辈分排行,也说明当时家族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越来越重要.
　　第二个特点.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提过这个现象,其书“第五十三”“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中说：“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详、僧绛、僧虔,从孙僧祐,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这种父子同名,其实是同排行字,而非全名相同.
　　另外一种父子同名是体现在“字”上,如前秦苻坚字永固,其子苻宏字永道,苻丕字永叔；前燕慕容皝字元真,其子慕容恪字元恭；后燕慕容垂字道明,其子慕容宝字道祐,慕容盛字道远；南齐萧道成字绍伯,其父萧承之字嗣伯.这种父子同名是‘字’的某字相同.
　　更特别的是父子完全同名.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中“罗处士志”,记载处士罗君名靖,而其父名也为靖,此其父子同名,他们为南北朝后期人物.又有北魏安同者,其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这是祖孙同名.安同是胡人,祖孙同名或许正常,而罗靖为汉人,父子却同名,洪迈也认为不该.
　　总之,父子同名现象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也只有在此时期才会出现,放之其他任何时期似乎都不可能.而这正说明这一时期封建礼法略有松弛,父子伦常界限没有之前严格,时代的风气不同以往,人们常常不拘于礼教,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个特点.这一时期,许多人名中有“之”、“道”、 “僧”、“玄”、“法”、“慧”、“元”这样的字眼,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先说“之”字,《晋书》传主中含“之”者有25人,如王羲之、刘牢之、顾恺之等；《宋书》中最多,共有77人,著名者如刘穆之、裴松之、颜延之等；《南齐书》中有13人,如祖冲之、顾宪之等；《梁书》有11人,如陈庆之、陈伯之等；《陈书》有3人；《魏书》有16人,如韩延之、司马休之等.
　　再看“道”字,《晋书》有2人；《宋书》有17人,如檀道济、刘道隆等；《南齐书》有2人；《梁书》有2人；《陈书》有1人；《魏书》有15人,如郦道元、崔道国等；《北齐书》有4人.
　　名“僧”者,《宋书》有4人；《南齐书》有6人；《梁书》有4人；《陈书》有 1人；《魏书》有3人.
　　名“玄”者,《晋书》有6人,如桓玄、谢玄等；《宋书》有1人；《南齐书》有 2人；《魏书》有5人；《周书》有2人.
　　名“法”者,《宋书》有5人；《南齐书》有2人；《梁书》有1人；《陈书》有2人；《魏书》有3人；《北齐书》有2人.
　　名为“慧”者,《南齐书》有2人；《梁书》有1人；《魏书》有1人.
　　名为“元”者,《宋书》有2人；《梁书》有2人；《陈书》有3人；《魏书》有3人；《北齐书》有2人；《周书》有1人.
　　为清楚示之,特绘一表,如下：
　　
　　史书
　　名 《晋书》 《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周书》 《北齐书》
　　之 25 77 13 11 3 16 — —
　　道 2 17 2 2 1 15 — 4
　　僧 — 4 6 4 1 3 — —
　　玄 6 1 2 — — 5 2 —
　　法 — 5 2 1 2 3 — 2
　　慧 — — 2 1 — 1 — —
　　元 — 2 — 2 3 3 1 2
　　
　　由此看出,名“之”者在晋宋时期最多, 名“道”者在宋和北魏较多,其他名各朝间而有之,数量不多,但均能有所反应.
　　当时人为何用“之”作为名呢?徐一青、张鹤仙所著《姓名趣谈》中说：“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认为,这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关,原来,‘之’字为五斗米道（即天师道）的标识.”另,陈寅恪在其文中说：“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当时人用“之”、“道”等为名,即与道教有关,其他如“玄”、 “元”都如此,说明时人普遍信奉道教,而且与生活息息相关；而用“僧”、“法”、“慧”者,那便是信奉佛教了,当时佛教盛极一时.南北朝时最为著名,因此将佛家语汇作为名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用此六字者都是与道、释两家有关,因而不必断然言之.综上所谈名字,从三大特点中可以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某些文化特征,如家族观念的加深；伦理风气的转变；道、释二教的深入人心.
　　 魏晋南北朝是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又一个思想文化异常活跃又开放的时代,这体现在文学、哲学、书法、绘画、建筑等方面,而除这些以外,这个时代的文化特征还可以体现在人名之中.
　　综观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名,按男女名区分,本文于此单说男子名.男子名大概有三个特点：一、三国两晋时的人名以单字为多,而东晋中后期之后非单字名渐多；二、父子同名现象颇多；三、名中含“之”、“道”、“僧”、“玄”、“法”、 “慧”、“元”字者显著.
　　第一个特点.查阅《三国志》中的传主,发现无一例外的全是单字名,没有一个非单字,著名者如曹操、刘备、诸葛亮等.其实三国以前一直流行单字,延续到三国两晋时大多还是以单字居多,到东晋中后期以后,非单字渐渐变多,著名者如王羲之、刘牢之、司马道子等.从此以后,单字与非单字相互并寸,一直沿用至今.在东晋以后流行非单字,大概是因为名字中体现了家族的辈分排行,一般两字名的第一个字是排行,如刘义隆、刘义符、刘义真的“义”字是排行；当然也有最后一字为排行的,如王献之、王徽之、王凝之的“之”字为排行.名字中体现家族的辈分排行,也说明当时家族的观念在人们的心中越来越重要.
　　第二个特点.陈垣先生在《史讳举例》中提过这个现象,其书“第五十三”“南北朝父子不嫌同名例”中说：“晋王羲之子知名者五人：曰玄之、凝之、徽之、操之、献之.徽之子桢之,献之嗣子静之.祖孙父子,皆以‘之’为名,不以为嫌也.宋王弘子僧达,孙僧亮,僧衍,从子僧详、僧绛、僧虔,从孙僧祐,叔侄皆以‘僧’为名,不以为嫌也.”这种父子同名,其实是同排行字,而非全名相同.
　　另外一种父子同名是体现在“字”上,如前秦苻坚字永固,其子苻宏字永道,苻丕字永叔；前燕慕容皝字元真,其子慕容恪字元恭；后燕慕容垂字道明,其子慕容宝字道祐,慕容盛字道远；南齐萧道成字绍伯,其父萧承之字嗣伯.这种父子同名是‘字’的某字相同.
　　更特别的是父子完全同名.洪迈《容斋随笔》卷一中“罗处士志”,记载处士罗君名靖,而其父名也为靖,此其父子同名,他们为南北朝后期人物.又有北魏安同者,其父名屈,同之子亦名屈,这是祖孙同名.安同是胡人,祖孙同名或许正常,而罗靖为汉人,父子却同名,洪迈也认为不该.
　　总之,父子同名现象出现在魏晋南北朝,也只有在此时期才会出现,放之其他任何时期似乎都不可能.而这正说明这一时期封建礼法略有松弛,父子伦常界限没有之前严格,时代的风气不同以往,人们常常不拘于礼教,这在封建时代是难能可贵的.
　　第三个特点.这一时期,许多人名中有“之”、“道”、 “僧”、“玄”、“法”、“慧”、“元”这样的字眼,我大概统计了一下,先说“之”字,《晋书》传主中含“之”者有25人,如王羲之、刘牢之、顾恺之等；《宋书》中最多,共有77人,著名者如刘穆之、裴松之、颜延之等；《南齐书》中有13人,如祖冲之、顾宪之等；《梁书》有11人,如陈庆之、陈伯之等；《陈书》有3人；《魏书》有16人,如韩延之、司马休之等.
　　再看“道”字,《晋书》有2人；《宋书》有17人,如檀道济、刘道隆等；《南齐书》有2人；《梁书》有2人；《陈书》有1人；《魏书》有15人,如郦道元、崔道国等；《北齐书》有4人.
　　名“僧”者,《宋书》有4人；《南齐书》有6人；《梁书》有4人；《陈书》有 1人；《魏书》有3人.
　　名“玄”者,《晋书》有6人,如桓玄、谢玄等；《宋书》有1人；《南齐书》有 2人；《魏书》有5人；《周书》有2人.
　　名“法”者,《宋书》有5人；《南齐书》有2人；《梁书》有1人；《陈书》有2人；《魏书》有3人；《北齐书》有2人.
　　名为“慧”者,《南齐书》有2人；《梁书》有1人；《魏书》有1人.
　　名为“元”者,《宋书》有2人；《梁书》有2人；《陈书》有3人；《魏书》有3人；《北齐书》有2人；《周书》有1人.
　　为清楚示之,特绘一表,如下：
　　
　　史书
　　名 《晋书》 《宋书》 《南齐书》 《梁书》 《陈书》 《魏书》 《周书》 《北齐书》
　　之 25 77 13 11 3 16 — —
　　道 2 17 2 2 1 15 — 4
　　僧 — 4 6 4 1 3 — —
　　玄 6 1 2 — — 5 2 —
　　法 — 5 2 1 2 3 — 2
　　慧 — — 2 1 — 1 — —
　　元 — 2 — 2 3 3 1 2
　　
　　由此看出,名“之”者在晋宋时期最多, 名“道”者在宋和北魏较多,其他名各朝间而有之,数量不多,但均能有所反应.
　　当时人为何用“之”作为名呢?徐一青、张鹤仙所著《姓名趣谈》中说：“陈寅恪在《天师道与滨海地域之关系》一文中认为,这与当时的宗教观念有关,原来,‘之’字为五斗米道（即天师道）的标识.”另,陈寅恪在其文中说：“六朝人最重家讳,而‘之’、‘道’等字则在不避之列,所以然之故虽不能详知,要是与宗教信仰有关.”当时人用“之”、“道”等为名,即与道教有关,其他如“玄”、 “元”都如此,说明时人普遍信奉道教,而且与生活息息相关；而用“僧”、“法”、“慧”者,那便是信奉佛教了,当时佛教盛极一时.南北朝时最为著名,因此将佛家语汇作为名字,也就不足为奇了.
　　当然,也不是所有用此六字者都是与道、释两家有关,因而不必断然言之.综上所谈名字,从三大特点中可以反映出魏晋南北朝时期某些文化特征,如家族观念的加深；伦理风气的转变；道、释二教的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