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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中华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利于启示现代人学会内在地约束和限制自我中心化的扩张,使人对自我的把握真正成熟和健全起来；另外,它也有可能启示现代人限制并约束自己对自然界的占有姿态.
孔子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意思是只有到了隆冬季节,万木凋零,唯独松柏能够坚持到最后,我们才知道松柏的品格.这句话通过隐喻,可以透露出多层次寓意：一是指君子同小人的分野,只有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中才能显现出来,这才是对人的道德考验；二是指对文化生命的考量,就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同样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郭沫若语）. 人们常说,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今生今世总要扮演某种角色,生末净旦丑,要有个面相.我倒是觉得,人生更像是一个大考场,每个人终其一生总须交出一份最后的答卷,几分人格,要有个品鉴.小人君子在平时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同样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有交通警察执勤时,几乎人人都是红灯停绿灯行,并无什么两样. 在孟子说的“鱼”和“熊掌”皆可兼得的时候,在缺乏考验特别是生死考验的机会时,是难以分辨一个人的格调和品位的.但在一些紧要关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有人落水了,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捡到了一笔巨款,究竟是交公还是据为己有?在敌人的刑场上,究竟是舍生取义还是苟且偷生?何去何从?这些大是大非的抉择,直接决定着人格的高下和境界的分殊.究竟是沉沦还是拯救,系乎一念之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丝毫的妥协余地,绝无第三条路可走,人的
境界如何,即可判若霄壤.这是对人的真正考验.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是摆在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面前的无可逃避的抉择.人生的要紧处是这样,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也是这样.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人的一生都是在赶考啊. 晚清以来,东西方文化的遭遇,使中国传统受到重创.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后,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西方的强势逼迫下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出现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时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这一前所未遇的历史处境,使国人的文化信心尽失. 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文化一度被作为愚昧、落后、不开化的象征.于是,“全盘西化论”成为主流文化话语,“中国百事不如人”,“月亮是外国的圆”.文化的失败感和挫折感造成的文化自卑和文化焦虑,妨碍了我们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恰当判断.在启蒙情结的支配下,中国传统的价值被严重遮蔽和贬低.“打倒孔家店”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和象征,它的虚无主义意味弥漫了整个文化界.总之,中国文化在启蒙的狂飙突进中命运多舛.
问题是,我们能否因此就判决中国文化的命运呢?且慢!“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所属的文化传统具有生命的意义.“文化”就是“生命”,“传统”就是“我们”.“传”乃是文化基因在时间上的延续（复制和再现）,“统”则是文化原型在空间上的涵摄（识别和选择）. 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文化相对论取代了文化进化论,每个民族的文化和它的传统不再被纳入进化论框架加以排列,而是变成平权的关系,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也就是说,它们不再被归结为发达程度上的差别,而是被视为类型上的分野.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被重新考量和评估.从尺度意义上说,对文化传统持一种敬畏与同情的态度,并不是复古主义的“乌托邦”,它仅仅是为了从文化源头上寻找一种参照和判断的尺度. 没有谁会天真地相信孔子所说的一切能够在完全的和绝对的意义上被现实生活所再现和重演,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因此而没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毋宁说,“起源”也就是“目标”. 就启迪意义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利于启示现代人学会内在地约束和限制自我中心化的扩张,使人对自我的把握真正成熟和健全起来；另外,它也有可能启示现代人限制并约束自己对自然界的占有姿态.启示意义是永恒的,它将永远伴随现代人,成为一种不能也不应被遗忘、即使遗忘也必将在某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被重新唤醒的文化资源.这就是智慧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应该承认,中国文化的上述意义都是“后现代”的.如果说,它对于西方文化尚存在民族性距离,从而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这种意义的开显,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则是本土化的资源,也就更方便被“激活”,从而更容易得到实质性的认同.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曾说：“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是科学,中国文化的优点则是健全的人生观.”不能不说这反映了西方有识之士的文化清醒.试问,在普遍的证明信念失效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比一种“健全的人生观”更具有启示和拯救价值呢? 海德格尔非常欣赏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的说法.须知,老子的这话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理性的狡计”,因为“狡计”毕竟暗示了目的性所在,而中国智慧则是纯任自然、无所用心的,它从不替天设想一个目的. 海德格尔在一首题为“所思”的诗中说：“把真理道出：澄明.恬然于不居所成.”这正契合了老子的说法.所以,熊伟先生感叹道：“老子和海德格尔,前后两千年,相距两万里,然却无碍运思的人年逾古稀还不得不去译读那可望而不可即的中文,以求打破写诗的人的寂寞,岂不怪乎?!”但回过头来想想,其实也并不奇怪.当人们思入存在之时,彼此的心灵也就不再存有任何芥蒂和藩篱,从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隔膜而心心相印!就海德格尔而言,后现代的维度对现代性的超越,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何中华
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利于启示现代人学会内在地约束和限制自我中心化的扩张,使人对自我的把握真正成熟和健全起来；另外,它也有可能启示现代人限制并约束自己对自然界的占有姿态.
孔子说过：“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意思是只有到了隆冬季节,万木凋零,唯独松柏能够坚持到最后,我们才知道松柏的品格.这句话通过隐喻,可以透露出多层次寓意：一是指君子同小人的分野,只有在“鱼和熊掌不可兼得”的两难处境中才能显现出来,这才是对人的道德考验；二是指对文化生命的考量,就一个民族的文化而言,同样是“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郭沫若语）. 人们常说,人生就是一个大舞台,每个人今生今世总要扮演某种角色,生末净旦丑,要有个面相.我倒是觉得,人生更像是一个大考场,每个人终其一生总须交出一份最后的答卷,几分人格,要有个品鉴.小人君子在平时是很难看得出来的,同样是饿了吃饭、渴了喝水,有交通警察执勤时,几乎人人都是红灯停绿灯行,并无什么两样. 在孟子说的“鱼”和“熊掌”皆可兼得的时候,在缺乏考验特别是生死考验的机会时,是难以分辨一个人的格调和品位的.但在一些紧要关口,就不是这样了.例如有人落水了,到底是救还是不救?捡到了一笔巨款,究竟是交公还是据为己有?在敌人的刑场上,究竟是舍生取义还是苟且偷生?何去何从?这些大是大非的抉择,直接决定着人格的高下和境界的分殊.究竟是沉沦还是拯救,系乎一念之间.正是在这样的时刻,没有丝毫的妥协余地,绝无第三条路可走,人的
境界如何,即可判若霄壤.这是对人的真正考验.能否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是摆在每一个身临其境的人面前的无可逃避的抉择.人生的要紧处是这样,对于人的一生来说也是这样.看人不能只看一时一事,所谓“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毛泽东说：一个人做一件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都做好事而不做坏事.人的一生都是在赶考啊. 晚清以来,东西方文化的遭遇,使中国传统受到重创.西方列强利用坚船利炮轰开国门后,我们的传统文化在西方的强势逼迫下可以说是风雨飘摇,出现所谓“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一时间“儒门淡泊,收拾不住”.这一前所未遇的历史处境,使国人的文化信心尽失. 在现代性语境中,中国文化一度被作为愚昧、落后、不开化的象征.于是,“全盘西化论”成为主流文化话语,“中国百事不如人”,“月亮是外国的圆”.文化的失败感和挫折感造成的文化自卑和文化焦虑,妨碍了我们对本土文化价值的恰当判断.在启蒙情结的支配下,中国传统的价值被严重遮蔽和贬低.“打倒孔家店”成为一个时代的口号和象征,它的虚无主义意味弥漫了整个文化界.总之,中国文化在启蒙的狂飙突进中命运多舛.
问题是,我们能否因此就判决中国文化的命运呢?且慢!“风物长宜放眼量”.对于一个民族来说,它所属的文化传统具有生命的意义.“文化”就是“生命”,“传统”就是“我们”.“传”乃是文化基因在时间上的延续（复制和再现）,“统”则是文化原型在空间上的涵摄（识别和选择）. 在后现代的语境中,文化相对论取代了文化进化论,每个民族的文化和它的传统不再被纳入进化论框架加以排列,而是变成平权的关系,各自有其存在的价值和理由；也就是说,它们不再被归结为发达程度上的差别,而是被视为类型上的分野.在这一新的语境中,中国文化传统的价值被重新考量和评估.从尺度意义上说,对文化传统持一种敬畏与同情的态度,并不是复古主义的“乌托邦”,它仅仅是为了从文化源头上寻找一种参照和判断的尺度. 没有谁会天真地相信孔子所说的一切能够在完全的和绝对的意义上被现实生活所再现和重演,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就因此而没有积极的价值和意义.毋宁说,“起源”也就是“目标”. 就启迪意义而言,以孔子为代表的中国文化传统有利于启示现代人学会内在地约束和限制自我中心化的扩张,使人对自我的把握真正成熟和健全起来；另外,它也有可能启示现代人限制并约束自己对自然界的占有姿态.启示意义是永恒的,它将永远伴随现代人,成为一种不能也不应被遗忘、即使遗忘也必将在某个历史的关键时刻被重新唤醒的文化资源.这就是智慧的恒久魅力之所在. 应该承认,中国文化的上述意义都是“后现代”的.如果说,它对于西方文化尚存在民族性距离,从而有可能在很大程度上妨碍这种意义的开显,那么对于我们而言则是本土化的资源,也就更方便被“激活”,从而更容易得到实质性的认同. 罗素在《中国问题》中曾说：“西方文化的优长之处是科学,中国文化的优点则是健全的人生观.”不能不说这反映了西方有识之士的文化清醒.试问,在普遍的证明信念失效之后,还有什么样的东西能够比一种“健全的人生观”更具有启示和拯救价值呢? 海德格尔非常欣赏老子“功成身退,天之道”的说法.须知,老子的这话不同于西方人所说的“理性的狡计”,因为“狡计”毕竟暗示了目的性所在,而中国智慧则是纯任自然、无所用心的,它从不替天设想一个目的. 海德格尔在一首题为“所思”的诗中说：“把真理道出：澄明.恬然于不居所成.”这正契合了老子的说法.所以,熊伟先生感叹道：“老子和海德格尔,前后两千年,相距两万里,然却无碍运思的人年逾古稀还不得不去译读那可望而不可即的中文,以求打破写诗的人的寂寞,岂不怪乎?!”但回过头来想想,其实也并不奇怪.当人们思入存在之时,彼此的心灵也就不再存有任何芥蒂和藩篱,从而能够跨越时空的隔膜而心心相印!就海德格尔而言,后现代的维度对现代性的超越,无疑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 这真是应了那句老话：“谁笑到最后,谁就笑得最好”.对于一个民族的文化来说,又何尝不是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