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根据阿基米德的事例提出的吗?阿基米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他是科学史上第一个将物理与数学融会贯通的人,也是第一个将计算技巧与严格证明融为一体的人。他一生在数学为、物理学、天文学、机械等领域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阿基米德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当罗马帝国的军队侵犯他的家乡时,七十多岁高龄的阿基米德挺身而出,竭尽自己的心智,为保卫国家而战斗。传说阿基米德制作了一面巨大的抛物镜,把阳光聚焦后反射到罗马的战场上,燃起熊熊大火,罗马士兵无一生还。他发明了一种投石器,能迅速
2019-04-14
知识就是力量是培根根据阿基米德的事例提出的吗?阿基米德是古希腊伟大的数学家。他是科学史上第一个将物理与数学融会贯通的人,也是第一个将计算技巧与严格证明融为一体的人。他一生在数学为、物理学、天文学、机械等领域为人类作出了巨大的贡献。 阿基米德不但是一位伟大的科学家,还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当罗马帝国的军队侵犯他的家乡时,七十多岁高龄的阿基米德挺身而出,竭尽自己的心智,为保卫国家而战斗。传说阿基米德制作了一面巨大的抛物镜,把阳光聚焦后反射到罗马的战场上,燃起熊熊大火,罗马士兵无一生还。他发明了一种投石器,能迅速投出成批的石子,把逼近城墙的士兵打得头破血流。罗马军队的统帅马塞尔沮丧地说:“我们是在同数学家打仗!他(阿基米德)安稳地呆在城里,却能焚烧我们的战场,一下子掷出铺天盖地的石子,真像神话中的百手巨人。” 后来,培根在回忆上述历史时,写下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名言。这就是这句名言的由来,你知道了吗? 以上说法属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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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也许不假,但“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却是我国古代的王充首创的,原文在此; 王充首倡“知为力”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主要著作《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他自称为《新工具》)中说:“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这两句话,被后人概括为“知识就是力量”。此后,一提到“知识就是力量”,人们马上会说:这是弗兰西斯·培根首先提出的。果真如此吗?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战国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即有相同的言论。 王充(公元27—约97年)在《论衡·效力》中明确提出了“知为力”即“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又说:“萧何以知为力。”他认为,“人生莫不有力”,而“力”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筋骨之力”即体力,诸如壮士“举重拔坚”之力,农夫“垦草殖谷”之力,工匠“构架斫削”之力,士卒“勇猛攻战”之力等等;一为“仁义之力”即知力,诸如儒生“博达疏通”之力,佐史“治书定簿”之力,贤儒“论道议政”之力等等。在这里,王充不仅提出了“知为力”的命题,而且还明确地把“力”区分为体力和知力,主张知力与体力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事功。他说:“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将,乃能以力为功。” 在王充看来,是否具有“识知”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他说:“倮虫三百,人为之长。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如果没有“识知”这个标志,则人“与三百倮虫何以异?”因此,他特别强调人的“识知”,并以汉初开国大臣萧何、樊哙、郦食其三人的不同作用,具体说明了“知是力”的道理。“夫萧何安坐,樊、郦驰走,封不及驰走而先安坐者,萧何以知为力,而樊、郦以力为功也。萧何所以能使樊、郦者,以入秦收敛文书也。众将拾金,何独掇书,坐知秦之形势,是以能图其利害。众将驰走者,何驱之也。故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案仪律之功,重于野战。”(《效力》)萧何、樊哙、郦食其都是刘邦军中的宿将,当起义军攻克咸阳后,其他将领都争金觅帛,唯独萧何安坐掇书,研究秦国的律令图书,从而“坐知秦之形势”,然后帮助高祖制定正确的政策,使刘汉得以安宁。由此,王充指出:“仪律之功,重于野战。”他进而又从这些具体事实中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相比之下,知力比体力更为重要。 这一思想的提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即使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王充此一首创,实比培根早了1500多年!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03月26日第七版)
故事也许不假,但“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却是我国古代的王充首创的,原文在此; 王充首倡“知为力” 英国哲学家弗兰西斯·培根在1620年出版的主要著作《伟大的复兴》的第二部分(他自称为《新工具》)中说:“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结合为一,”“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这两句话,被后人概括为“知识就是力量”。此后,一提到“知识就是力量”,人们马上会说:这是弗兰西斯·培根首先提出的。果真如此吗?其实,早在一千多年前,战国东汉著名哲学家王充即有相同的言论。 王充(公元27—约97年)在《论衡·效力》中明确提出了“知为力”即“知识就是力量”的思想。他说:“人有知学,则有力矣。”又说:“萧何以知为力。”他认为,“人生莫不有力”,而“力”可分为两大类:一为“筋骨之力”即体力,诸如壮士“举重拔坚”之力,农夫“垦草殖谷”之力,工匠“构架斫削”之力,士卒“勇猛攻战”之力等等;一为“仁义之力”即知力,诸如儒生“博达疏通”之力,佐史“治书定簿”之力,贤儒“论道议政”之力等等。在这里,王充不仅提出了“知为力”的命题,而且还明确地把“力”区分为体力和知力,主张知力与体力相结合,只有这样,才能取得事功。他说:“文力之人,助有力之将,乃能以力为功。” 在王充看来,是否具有“识知”是区别人与动物的根本标志。他说:“倮虫三百,人为之长。天地之性,人为贵,贵其识知也。”(论衡·别通》)如果没有“识知”这个标志,则人“与三百倮虫何以异?”因此,他特别强调人的“识知”,并以汉初开国大臣萧何、樊哙、郦食其三人的不同作用,具体说明了“知是力”的道理。“夫萧何安坐,樊、郦驰走,封不及驰走而先安坐者,萧何以知为力,而樊、郦以力为功也。萧何所以能使樊、郦者,以入秦收敛文书也。众将拾金,何独掇书,坐知秦之形势,是以能图其利害。众将驰走者,何驱之也。故叔孙通定仪,而高祖以尊;萧何造律,而汉室以宁。案仪律之功,重于野战。”(《效力》)萧何、樊哙、郦食其都是刘邦军中的宿将,当起义军攻克咸阳后,其他将领都争金觅帛,唯独萧何安坐掇书,研究秦国的律令图书,从而“坐知秦之形势”,然后帮助高祖制定正确的政策,使刘汉得以安宁。由此,王充指出:“仪律之功,重于野战。”他进而又从这些具体事实中得出一个普遍性的结论:“知夫筋骨之力,不如仁义之力。”相比之下,知力比体力更为重要。 这一思想的提出在当时可谓振聋发聩,即使在进入知识经济时代的当今,仍然具有现实意义。王充此一首创,实比培根早了1500多年! 《人民日报海外版》(2001年03月26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