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农业生产工具的类型和作用,基本上已经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度.新出现或有所改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最值得一提的是耕翻农具人力“代耕架”的应用.它大致创始于唐代,到明代有较大的发展.成化二十一年（1485）李衍总督陕西,遇连年旱灾,耕牛严重缺乏,农业生产进行困难,于是他“取牛耕之耒耜,反观索玩,量为增损,易其机发”,制成五种“木牛”,分别称为“坐犁”、“推犁”、“抬犁”、“抗活”和“肩犁”.这些耕具适应山丘、水田和平地等不同耕作条件,使用人力二至三人,每日可耕地三、四亩.使用后的反映是“此具,其工省,其机巧,用力且均,易于举止”①.继后,嘉靖二十三年（1544）欧阳必进在郧阳府（今湖北郧县一带）也组织能工巧匠“仿唐王方翼遗制,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百姓赖焉”②.可惜两者的书、图和耕法都没有流传下来.天启年间（1621—1627）,王徵又做了“代耕架”,并撰有《代耕图说》及附图.从《代耕图说》上看,“代耕架”是在田地两头分别设立的人字形木架,架上各装一辘轳,在辘轳中段缠以绳索,索中间结一小铁环,环与犁上曳钩,连脱自如.辘轳两头安装十字交叉的橛木,手扳橛木,犁自行动.三人合作,田地两头耕架各一人,交替相挽,一人扶犁,则使一来一往.屈大均说：“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且是“耕具之最善者”①.“木牛”和“代耕架”都是利用杠杆原理,从现代机械角度看,它们虽有些简单笨拙,但在耕地机械上毕竟是一大进步.代耕架暂可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然而,使用时人的体力消耗较大,且易损坏,用途单一,制造费用较高,效率不很理想,因此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推广使用.此外,如灌溉农具拨车和风力水车,稻谷脱粒农具稻床等,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或在以前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农用机具.
　　明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以民间修建和小型为主.比较重要的技术成就是海塘修筑技术逐渐完善,如浙江海塘的海盐、平湖段,到明末已基本上改为石塘.塘面不同于宋代的斜直方式,而采用了阶梯形.海宁地段不仅有强潮侵袭冲击,且土质为粉砂土,塘基的修筑和塘坝的保护都较困难.明代,部分塘段已修筑成石塘,但还有部分塘段仍沿用石囤木柜修筑.嘉靖时的黄光升,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海塘工程专家.他不仅主持修筑了设计合理、坚厚稳固的鱼鳞塘,而且在海塘工程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鱼鳞塘”发展成结构更加完善的塘工型式,如在每块大石料的上下左右都凿有槽榫,互相嵌合,彼此牵制,条石间用糯米汁石灰浆灌砌,并在合缝处用油灰抿实,再用铁锔、铁锭嵌扣起来,使之更加坚固不易冲坏,从而使沿海农田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明清两代还出现了不少专门探讨海塘问题的论著,如黄光升《筑塘说》、仇俊卿《海塘录》和清初陈訏的《宁盐二邑修塘议》①等.它们从取材、土墉叠砌、程式、验土、层叠、打桩、坡陀等方面总结了海塘的修筑经验.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旱田用水疏》,从水位、流速、流量以及蓄水、引水和取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来考虑各种水源的利用,基本符合近代水利学的原理.具体为：（1）用水之源,即对山泉和地下喷泉的利用；（2）用水之流,即对江、河、塘浦等水流的利用；（3）用水之潴,即对湖、荡、沼、泽等积水的利用；（4）用水之委,即是海滨地区江、河出口处以及海中岛屿、沙洲水源或水流的利用；（5）作源作潴以用水,也就是依靠人力开凿水井或修筑池塘、水库以蓄积泉水或雨水、雪水,加以利用.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还带进了一些西方水利科学知识.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全书共六卷,《农政全书》引用了前四卷：卷一讲龙尾车,这是用于江、河的螺旋提水器；卷二讲玉衡车和恒升车,即提井水上升的唧筒；卷三讲水库；卷四水法附余,介绍寻泉凿井的方法.
　　清朝时期：
　　农具
　　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首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发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发展而来,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致富纪实》一书中谈到种植双季稻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在早稻收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匍蓘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间（1821—1850）,贵州遵义一带出现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速度和质量,《梭山农谱》记有其形制.《梭山农谱》还记述了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农言著实》著录一种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锄”.这种锄的特点是锄地不翻土,锄过之后土地平整,有利于保墒,而且使用轻便①.漏锄至今在关中地区仍然普遍使用.
　　农田水利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在明、清两代都是以水道疏浚为主.1570 年,经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后,吴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时,黄浦江“夺溜代吴”,吴淞江等水道退居次要地位,为便于节制,又在黄浦江口建大闸一座.畿辅自元以后,工程时举时废.雍正三年（1725）近畿发生特大水灾,清政府曾用较大力量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五十九万七千多亩,并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时即以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且过去所办水利收效不大为借口而明令禁止以后再在京畿从事水利营田.
　　整个清代农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发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方承观《棉花图》① 翟允禔：《从一书中看关中旱原地上小麦、谷子、豌豆、苜蓿等作物的一些栽培技术》,《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 年1 期.
　　中介绍：“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因“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①,“井利甲诸省”②.康熙时,王丰著《井利说》,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亩,桔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③.南方井灌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种稻却较普遍,闽、浙、两广、云贵、四川等地,随处都有蓄储涌泉或壅积谷泉的塘堰.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全州以井名者,几全是泉潭,并多涌泉,深不见底,灌溉面积甚广.”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激,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总的面积不大. 　　明代,农业生产工具的类型和作用,基本上已经达到中国封建社会的经济条件和技术条件所能达到的高度.新出现或有所改进的农业生产工具,最值得一提的是耕翻农具人力“代耕架”的应用.它大致创始于唐代,到明代有较大的发展.成化二十一年（1485）李衍总督陕西,遇连年旱灾,耕牛严重缺乏,农业生产进行困难,于是他“取牛耕之耒耜,反观索玩,量为增损,易其机发”,制成五种“木牛”,分别称为“坐犁”、“推犁”、“抬犁”、“抗活”和“肩犁”.这些耕具适应山丘、水田和平地等不同耕作条件,使用人力二至三人,每日可耕地三、四亩.使用后的反映是“此具,其工省,其机巧,用力且均,易于举止”①.继后,嘉靖二十三年（1544）欧阳必进在郧阳府（今湖北郧县一带）也组织能工巧匠“仿唐王方翼遗制,造人耕之法,施关键,使人推之,省力而功倍,百姓赖焉”②.可惜两者的书、图和耕法都没有流传下来.天启年间（1621—1627）,王徵又做了“代耕架”,并撰有《代耕图说》及附图.从《代耕图说》上看,“代耕架”是在田地两头分别设立的人字形木架,架上各装一辘轳,在辘轳中段缠以绳索,索中间结一小铁环,环与犁上曳钩,连脱自如.辘轳两头安装十字交叉的橛木,手扳橛木,犁自行动.三人合作,田地两头耕架各一人,交替相挽,一人扶犁,则使一来一往.屈大均说：“木牛者,代耕之器也”,且是“耕具之最善者”①.“木牛”和“代耕架”都是利用杠杆原理,从现代机械角度看,它们虽有些简单笨拙,但在耕地机械上毕竟是一大进步.代耕架暂可解决耕畜缺乏的问题,然而,使用时人的体力消耗较大,且易损坏,用途单一,制造费用较高,效率不很理想,因此在小农经济条件下不可能大规模推广使用.此外,如灌溉农具拨车和风力水车,稻谷脱粒农具稻床等,也是这一时期新出现的或在以前基础上加以改进的农用机具.
　　明代的农田水利工程以民间修建和小型为主.比较重要的技术成就是海塘修筑技术逐渐完善,如浙江海塘的海盐、平湖段,到明末已基本上改为石塘.塘面不同于宋代的斜直方式,而采用了阶梯形.海宁地段不仅有强潮侵袭冲击,且土质为粉砂土,塘基的修筑和塘坝的保护都较困难.明代,部分塘段已修筑成石塘,但还有部分塘段仍沿用石囤木柜修筑.嘉靖时的黄光升,是中国古代杰出的海塘工程专家.他不仅主持修筑了设计合理、坚厚稳固的鱼鳞塘,而且在海塘工程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到清康熙、乾隆年间,“鱼鳞塘”发展成结构更加完善的塘工型式,如在每块大石料的上下左右都凿有槽榫,互相嵌合,彼此牵制,条石间用糯米汁石灰浆灌砌,并在合缝处用油灰抿实,再用铁锔、铁锭嵌扣起来,使之更加坚固不易冲坏,从而使沿海农田有了更为可靠的保障.明清两代还出现了不少专门探讨海塘问题的论著,如黄光升《筑塘说》、仇俊卿《海塘录》和清初陈訏的《宁盐二邑修塘议》①等.它们从取材、土墉叠砌、程式、验土、层叠、打桩、坡陀等方面总结了海塘的修筑经验.
　　徐光启《农政全书》中的《旱田用水疏》,从水位、流速、流量以及蓄水、引水和取水的方式、方法等方面来考虑各种水源的利用,基本符合近代水利学的原理.具体为：（1）用水之源,即对山泉和地下喷泉的利用；（2）用水之流,即对江、河、塘浦等水流的利用；（3）用水之潴,即对湖、荡、沼、泽等积水的利用；（4）用水之委,即是海滨地区江、河出口处以及海中岛屿、沙洲水源或水流的利用；（5）作源作潴以用水,也就是依靠人力开凿水井或修筑池塘、水库以蓄积泉水或雨水、雪水,加以利用.
　　明末天主教耶稣会士还带进了一些西方水利科学知识.万历四十年（1612）徐光启与意大利人熊三拔合译《泰西水法》.全书共六卷,《农政全书》引用了前四卷：卷一讲龙尾车,这是用于江、河的螺旋提水器；卷二讲玉衡车和恒升车,即提井水上升的唧筒；卷三讲水库；卷四水法附余,介绍寻泉凿井的方法.
　　清朝时期：
　　农具
　　农具方面,出现了“深耕犁”.《马首农言》称：“然也有特用深犁者,地力不齐也.”清代深耕到何程度,《知本提纲》中提到“有浅耕数寸者,有深耕尺余者,有甚深至二尺者.”又记：“用犁大小,因土之刚柔,刚土宜大,柔土宜小”；开垦荒地则用“坚重大犁,或二牛,或三牛以开之”.说明当时的犁有大犁、小犁和坚重犁之别.深耕犁的发展,反映了耕作技术的提高.小型农具在清代进一步完善,如稻田整地灭茬的农具辊轴,大约由■■发展而来,作用是把田间杂草和秧苗同时滚压入泥,过宿之后,秧苗长出,而草则不能起.《致富纪实》一书中谈到种植双季稻时使用的一种农具,在早稻收割后,“不再犁田,铺石灰一道,用匍蓘将禾兜打落,便可插秧”.道光年间（1821—1850）,贵州遵义一带出现一种名为“秧马”的农具,其形制和作用,与宋元时记述的“秧马”不同,而类似辊轴,用以掩杀绿肥和杂草.以上农具在双季稻地区作用尤为明显.塍铲、塍刀是清代南方丘陵地区水田作业的两种农具,用以整治田埂.这种农具灵巧轻便,能提高作业速度和质量,《梭山农谱》记有其形制.《梭山农谱》还记述了一种水稻除虫工具：“田家奋臂举梳行,累累就毙矣.虫当梳者,血肉俱糜梳齿上”.《农言著实》著录一种适应于北方旱作地区的中耕除草工具：“漏锄”.这种锄的特点是锄地不翻土,锄过之后土地平整,有利于保墒,而且使用轻便①.漏锄至今在关中地区仍然普遍使用.
　　农田水利太湖地区的水利工程,在明、清两代都是以水道疏浚为主.1570 年,经海瑞主持的一次水利工程后,吴淞江下游基本形成今天的流向.清时,黄浦江“夺溜代吴”,吴淞江等水道退居次要地位,为便于节制,又在黄浦江口建大闸一座.畿辅自元以后,工程时举时废.雍正三年（1725）近畿发生特大水灾,清政府曾用较大力量兴修水利,农田水利有较大发展,公私合计先后垦出稻田五十九万七千多亩,并分设京东、京西、京南和京津四局加以管理.到乾隆时即以南北自然条件不同,北方水少,且过去所办水利收效不大为借口而明令禁止以后再在京畿从事水利营田.
　　整个清代农田水利是向小型化方面发展.河北、河南、山西、陕西等地利用地下水凿井灌田,蔚然成风.河北井灌和植棉有关,方承观《棉花图》① 翟允禔：《从一书中看关中旱原地上小麦、谷子、豌豆、苜蓿等作物的一些栽培技术》,《西北农学院学报》1957 年1 期.
　　中介绍：“植棉必先凿井,一井可溉田四十亩”,因“凿井以水车灌田,故其收常倍”①,“井利甲诸省”②.康熙时,王丰著《井利说》,力主在陕西凿井防旱并指出应该注意的一些技术问题.山西省蒲州和陕西省富平、澄城等地由于地形、地质不同,井水量大小不同,每井灌溉田地数量也不同.水车大井和一般大井每井可灌田二十亩,桔橰井可灌六七亩,辘轳井可灌二三亩③.南方井灌较少,但利用山泉灌溉种稻却较普遍,闽、浙、两广、云贵、四川等地,随处都有蓄储涌泉或壅积谷泉的塘堰.嘉庆《广西通志》记载：“全州以井名者,几全是泉潭,并多涌泉,深不见底,灌溉面积甚广.”山泉来自高处,便于引流灌溉,为了合理用水并减缓冲激,人们就在下流修筑塘堰加以蓄存,并用栅、闸以及瓦窦、阴沟等启闭宣泄,再随时引入田.当田面高于山泉,除了筑堰壅水外,还用筒车来提水灌田.在山泉为叠岭涧壑所限时,则用竹筒,架槽来渡越,使山泉能从上而下,由近及远地使用,大大提高了泉水灌溉效益.北方各省也有引用泉水灌溉的,但总的面积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