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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庸》强调以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虽不乏迂腐之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剥离这些文字和制度上的局限性,其文化精神内核仍有相当的合理性.换言之,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仍能感受到文化精神深度的共鸣.
进一步考察中国儒家的历史命运,对理解《中庸》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无疑有重要意义.儒学绵延流传长达2500多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深入研究值得总结的现象.透视儒学发展语境中的《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有必要考察包括《中庸》在内的儒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
儒学在时代发展中修正和改变谱系.儒学诞生时,儒由相礼的职业团体转化为学术教育团体,开创了学术下私人的局面.孔子全力推进儒学而处境艰难——奔走于列国并饿于陈蔡,前后达13年之久,而孔子在政治上真正得到重用并贯彻自己学说的机会却很少.孔子身后儒学分而为八.
战国荀子并没有将儒家看成铁板一块,相反,他将“儒者”按人品分为四类：俗人、俗儒、雅儒、大儒.认为：“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这种区分,超越了孔子和《中庸》关于君子和小人的二分法,在儒家内部将儒者分成由低到高的四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儒家从此以往就长治久安,儒学也没有就此永远成为中国的中心意识形态.事实上,“独尊”的儒学,在政治主张和理论形态上都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何况独尊儒术只不过大体确定了儒术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的基础而已,其它学派并未被废止.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开儒家经学会论“五经”之同异.最后将梁丘的《易》、大小夏侯的《尚书》和谷梁的《春秋》纳进了官学体系.后来,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对其父宣帝的治国之道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马上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司马光认为：“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
秦用法家,汉用儒家,魏晋至唐,佛入中原,老庄亦受重视.到了宋明,儒学的绝对地位才被真正确立起来.但不能忽略的是,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明初就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明中叶更是完全闭关封海,使中国封海长达400年之久.中国在失去了对世界开放的重要历史契机,儒学从儒学的神学化和儒学的哲理化中,走向了儒学的颓败化和儒学的祛魅化.
在我看来,当代儒学从其诞生起,在其三个层面在都遭遇了一步步的困境：
第一,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效.不管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都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入,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此,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再想恢复“独尊儒术”的辉煌事实上已不可能.可以说,从汉唐的经学诠释系统“十三经注疏”到宋元明清的经学诠释系统“四书五经”的转变,随着《中庸》、《大学》的地位上升,反映出中国思想史上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空前重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衰微,而作为人的哲学的儒学有可能焕发出历史人文风采.
第二,儒家思想必须在返身与个体心性修为中,放弃意识形态的诉求.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对“天下”精神的追求,无论是《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给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担当天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永远坚持这一高标准.但是,我仍不无担忧地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承担“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气概?心中是否还有“天下”?手中还有没有“公器”?
第三,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庸思想遭遇西方“竞争哲学”和“丛林法则”的挑战,使其在日常生活的进退应对中显出了弱势,坚持宽厚中道的儒学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遭遇到了危机.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孔融让梨是儒家美德的体现,但在当代社会中“孔融为什么要让梨”成为了一个问题.西方教育体制实施的全球化的竞争教育,构成对“孔融让梨”的批判.对美国人而言,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不能“让”而要“争”.事实上,今天的教育全球化奉行的恰恰是“争梨”教育模式,而不是“让梨”修为模式.
直面当代儒学三重困境我意识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作为第二层面的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第三层面的重视返身而诚精神生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更大的国际意义和东方文化振兴的意义.
就正面价值而言,《中庸》弘扬孔子“忠恕之道”和《大学》“挈矩之道”,坚持在制约自我欲望达成中和平衡方面,对社会的精神生态和人的心理和谐都有其价值.人们践行中庸之道,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不怨天尤人,至诚尽性,中正平和的境界.在坚持至诚和谐中,当代人放弃“我执”,就有可能激发自我的善良天性,尊敬自然万物的本性,参与天地化育万物,找到人类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中庸思想在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性的恶果中,将以其自身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正平和的价值构成,抵制放纵情感欲望和唯理性的偏颇,坚持辩证看待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重新看待东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避免在现代性的误区中,将人类引入“技术的夜半”和“发展的灾难”.在这个意义上,今日重温《中庸》,也是通过回忆唤起曾经被遗忘了的东方思想文化经验,而打开面向更高生存形式的可能.自我看来,今天众多的重要理念和政治命题或多或少与“中庸”相关.诸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成己成物”、“过犹不及”、“通权达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居安思危”、“多难兴邦”、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和谐世界、和平发展、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等等,其中都寓含了中庸的哲理与方略.
就历史局限性而言,《中庸》中有不少过时之语、腐儒之言、不合时宜之句,需加以分梳和批评.《中庸》思想的局限性无疑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和意识形态僵化所决定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庸》思想在处理矛盾中过分强调保持中立稳定,而忽略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对事物的自我否定和质变飞跃未能参透,加上过多的君臣上下的统治术于其中,形成一些哲学思想的硬结和政治思想的缺陷.但我仍然认为,《中庸》一书时代的合理性大于历史的局限性,书中精彩高远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智慧在今天更显出了精神魅力,值得阐释和发扬.
《中庸》强调以中庸之道用来治理天下国家以达到太平和合.中庸之道的主要原则慎独自修、忠恕宽容、至诚尽性等,虽不乏迂腐之词,但我们也应该看到,剥离这些文字和制度上的局限性,其文化精神内核仍有相当的合理性.换言之,穿过历史的烟云,我们仍能感受到文化精神深度的共鸣.
进一步考察中国儒家的历史命运,对理解《中庸》在中国思想史的地位无疑有重要意义.儒学绵延流传长达2500多年,这是中国文化史上值得深入研究值得总结的现象.透视儒学发展语境中的《中庸》在中国思想史中的地位,有必要考察包括《中庸》在内的儒学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困境和问题：
儒学在时代发展中修正和改变谱系.儒学诞生时,儒由相礼的职业团体转化为学术教育团体,开创了学术下私人的局面.孔子全力推进儒学而处境艰难——奔走于列国并饿于陈蔡,前后达13年之久,而孔子在政治上真正得到重用并贯彻自己学说的机会却很少.孔子身后儒学分而为八.
战国荀子并没有将儒家看成铁板一块,相反,他将“儒者”按人品分为四类：俗人、俗儒、雅儒、大儒.认为：“人主用俗人,则万乘之国亡；用俗儒,则万乘之国存；用雅儒,则千乘之国安；用大儒,则百里之地久.而后三年,天下为一,诸侯为臣.用万乘之国,则举错而定,一朝而伯.”这种区分,超越了孔子和《中庸》关于君子和小人的二分法,在儒家内部将儒者分成由低到高的四类.
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并不意味儒家从此以往就长治久安,儒学也没有就此永远成为中国的中心意识形态.事实上,“独尊”的儒学,在政治主张和理论形态上都背离了孔子儒学的原貌.何况独尊儒术只不过大体确定了儒术成为官方的统治思想的基础而已,其它学派并未被废止.
甘露三年（公元前51年）,汉宣帝召开儒家经学会论“五经”之同异.最后将梁丘的《易》、大小夏侯的《尚书》和谷梁的《春秋》纳进了官学体系.后来,时为太子的汉元帝对其父宣帝的治国之道劝谏：“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汉宣帝马上斥责道：“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好是古非今,使人眩于名实,不知所守,何足委任!”司马光认为：“夫儒有君子,有小人.彼俗儒者,诚不足与为治也,独不可求真儒而用之乎?⋯⋯乃曰王道不可行,儒者不可用,岂不过甚矣哉!”
秦用法家,汉用儒家,魏晋至唐,佛入中原,老庄亦受重视.到了宋明,儒学的绝对地位才被真正确立起来.但不能忽略的是,南宋只有半壁江山,而明初就开始实行海禁政策,明中叶更是完全闭关封海,使中国封海长达400年之久.中国在失去了对世界开放的重要历史契机,儒学从儒学的神学化和儒学的哲理化中,走向了儒学的颓败化和儒学的祛魅化.
在我看来,当代儒学从其诞生起,在其三个层面在都遭遇了一步步的困境：
第一,儒学作为官方意识形态已经失效.不管是作为治国方略,还是所谓“半部《论语》治天下”,都随着西方现代性的进入,而受到前所未有的打击.从此,儒学作为国家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已经丧失,再想恢复“独尊儒术”的辉煌事实上已不可能.可以说,从汉唐的经学诠释系统“十三经注疏”到宋元明清的经学诠释系统“四书五经”的转变,随着《中庸》、《大学》的地位上升,反映出中国思想史上对人的内在品格的空前重视,这也从另一个角度看出,作为意识形态的儒学已经衰微,而作为人的哲学的儒学有可能焕发出历史人文风采.
第二,儒家思想必须在返身与个体心性修为中,放弃意识形态的诉求.不难看到,知识分子对“天下”精神的追求,无论是《中庸》之“天命之谓性,率性之为道,修道之为教.道也者,不可须臾离也,可离非道也”,还是《大学》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都给知识分子个体修为和担当天下提出了很高的要求.真正的知识分子会永远坚持这一高标准.但是,我仍不无担忧地问：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否还有承担“学术者,天下之公器”的气概?心中是否还有“天下”?手中还有没有“公器”?
第三,儒家思想尤其是中庸思想遭遇西方“竞争哲学”和“丛林法则”的挑战,使其在日常生活的进退应对中显出了弱势,坚持宽厚中道的儒学在充满竞争的现代社会中遭遇到了危机.可以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加以说明：孔融让梨是儒家美德的体现,但在当代社会中“孔融为什么要让梨”成为了一个问题.西方教育体制实施的全球化的竞争教育,构成对“孔融让梨”的批判.对美国人而言,这个弱肉强食的社会不能“让”而要“争”.事实上,今天的教育全球化奉行的恰恰是“争梨”教育模式,而不是“让梨”修为模式.
直面当代儒学三重困境我意识到,作为官方意识形态的儒学,将会慢慢地淡出历史,而作为第二层面的个体心性修为的儒学,和第三层面的重视返身而诚精神生态平衡的儒学,可能具有更宽更大的国际意义和东方文化振兴的意义.
就正面价值而言,《中庸》弘扬孔子“忠恕之道”和《大学》“挈矩之道”,坚持在制约自我欲望达成中和平衡方面,对社会的精神生态和人的心理和谐都有其价值.人们践行中庸之道,就会达到素其位而行,不怨天尤人,至诚尽性,中正平和的境界.在坚持至诚和谐中,当代人放弃“我执”,就有可能激发自我的善良天性,尊敬自然万物的本性,参与天地化育万物,找到人类在宇宙间的真正位置.
中庸思想在现代性的困境和现代性的恶果中,将以其自身不偏不倚不极端的思维方式,中正平和的价值构成,抵制放纵情感欲望和唯理性的偏颇,坚持辩证看待社会和人生,透析人性的弱点,使人类重新看待东方思想中的合理因素,避免在现代性的误区中,将人类引入“技术的夜半”和“发展的灾难”.在这个意义上,今日重温《中庸》,也是通过回忆唤起曾经被遗忘了的东方思想文化经验,而打开面向更高生存形式的可能.自我看来,今天众多的重要理念和政治命题或多或少与“中庸”相关.诸如：“修己以安人”、“修己以安天下“、“成己成物”、“过犹不及”、“通权达变”、“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立己达人”,“居安思危”、“多难兴邦”、小康社会、与时俱进、和谐世界、和平发展、竞争合作、互利共赢等等,其中都寓含了中庸的哲理与方略.
就历史局限性而言,《中庸》中有不少过时之语、腐儒之言、不合时宜之句,需加以分梳和批评.《中庸》思想的局限性无疑是当时时代生产力发展总体水平和意识形态僵化所决定的.从思想史的角度看,《中庸》思想在处理矛盾中过分强调保持中立稳定,而忽略了对立面的斗争与转化,对事物的自我否定和质变飞跃未能参透,加上过多的君臣上下的统治术于其中,形成一些哲学思想的硬结和政治思想的缺陷.但我仍然认为,《中庸》一书时代的合理性大于历史的局限性,书中精彩高远的思想仍然占主导地位,其与西方不同的东方智慧在今天更显出了精神魅力,值得阐释和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