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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以正确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普遍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广泛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批判地吸取其理论成果的合理内核,深入研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新形势,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总结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超越前人的学说,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世界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家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高级阶段必然采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p256)“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2](p223)强调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他们主张民主革命应当不间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他们还强调“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控制下解放出来.”[3](p237)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273)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方法、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至今都是我们前进的指导思想,是永放光芒的普遍真理.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如此大的威力.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50多年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塑造世界的主要精神力量,始终是推动和指导世界各地人民摆脱剥削、压迫和贫困,走上独立和解放、争取社会主义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强大思想武器,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拥戴.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是毫无疑问的,但马克思主义要成为某一民族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必须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即同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等文明状态和特征结合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使之中国化,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和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解放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本质决定的.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需要
中国社会变革呼唤新的理论指导,这种新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使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到处寻找救国的良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每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4](p1470)究竟怎样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呢?中国人民的出路在哪里呢?中国的先进分子面临着这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势力,在列宁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从此,中国革命就发生了新的变化,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经过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逐渐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这个先进的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才能找到出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5](p1093)
但是,旧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半封建经济占优势,阶级构成是中间阶级人数多,其他两头小,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还有资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并且无议会可利用,由此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主要阵地是农村,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种历史条件表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有许多不同于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p248)列宁也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6](p274-275)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必须中国化和具体化.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7](p707)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或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情况表明：实践需要理论作指导,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不可易移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改变社会面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作用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一个由既定不变的概念、结论和公式构成的狭隘、封闭、僵化的体系,而是与时俱进,它有自我更新和生长活力的、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践又总是在不停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实践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没有止境,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理论创新,使之成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坚持“老祖宗不能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前提.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义,却无一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探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发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引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走向胜利.可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付出代价后做出的正确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同理论基础,是引领我们立党兴国的“老祖宗”.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 “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个理论、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尽管现在世界情况有很多新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8](p51)如果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其次,要继承前人,更要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仅要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9](p455)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需要变成了现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际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0](p296)正是在坚持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研究中国革命遇到的新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
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性工程之一.中国的现实,既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的那样,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等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认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精辟指出：“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以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1](p291-292)邓小平总结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说：“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p2-3)着眼于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六大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对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总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已有50多年历史.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经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党先后垮台,也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成为重中之重.胡锦涛这样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12](p6-7)继江泽民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又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需要,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
上述这一切极富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由此可见,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依据时代变化,研究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因和必然趋势.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一种历史存在,它本身就是中国国情和客观实际的一部分、一个重要方面.因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这种融合和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方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内在的文化根基.虽然马克思主义隶属于西方传统文化,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学说时,博采众长,几乎吸纳了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其中,也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积极思想.这就决定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就可以相互沟通.另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体现着人类思维的本性和发展规律,并且被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特别是俄国的实践证明是一种超越民族、地域和时代限制的普遍性真理.正是因为它是普遍真理,提供的只是指导原则,所以其在发挥世界性指导作用时,必须“本土化”和“民族化”.只有采取恰当的民族性、时代性的表现形式,才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入乡随俗”,“使自己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带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建构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被中国共产党人普遍认同,被中国老百姓自觉接受,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
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看,一方面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包容性和融合性,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营养和一切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缺乏科学性和革命精神,因而它不能够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因和规律,不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它需要科学化和革命化,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全部根据所在.
尽管如此,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真正变成为现实,其中还需要许多主客观条件.就主观条件而言,需要有一批又一批既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传承”和创新工作.毛泽东、邓小平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伟大贡献,形成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要义,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种优势使得他们在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时,能够充分地理解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和社会心理,能够深入浅出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浓郁的民族气味,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从客观条件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它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属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国从属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当代中国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处在开放的世界之中,中国的民族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彰显自己的特色.所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江泽民都是以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度和世界眼光对待外来文化的.以他们为代表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具有旺盛的生机活力和广泛的世界意义.
五、马克思主义中的群众观点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和目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魅力和巨大作用,在于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伟大实践之中.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又是创造科学理论的实践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在自己全部活动中创造性的运用,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宝贵经验.毛泽东一贯强调群众观点,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得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5](p1094-1095)这就指明了正确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途径,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p342)因此,他把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并对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重视.邓小平强调应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的这种鲜明的群众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发展和创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结底就是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最终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胡锦涛总书记更是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系,利为民所谋”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论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必须落脚在中国的人民群众这个实践的主体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和群众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统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的途径,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程度的标志.
总之,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才能推动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又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然的.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同时代特征和中国实际结合起来,同中华民族的优秀传统和中国共产党人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使之具有中国特性和中国气派,以正确回答中国革命和建设中面临的实际问题,开辟中国特色的革命和建设道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一、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和普遍真理性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前提
马克思主义学说,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广泛研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社会主义特别是空想社会主义的学说,批判地吸取其理论成果的合理内核,深入研究资本主义上升时期的新形势,分析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运动,总结这个时期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形成的超越前人的学说,为无产阶级解放运动提供了正确的理论指导.世界共产主义的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基本原理是完全正确的.
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无产阶级和世界各国人民提供了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锐利思想武器,是整个马克思主义学说的理论基础.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揭示了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发展的基本规律,使社会主义学说从空想家的幻想中解放出来,建立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矛盾运动这个现实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指出,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发展到高级阶段必然采取无产阶级革命的手段.马克思、恩格斯认为：“暴力是每一个孕育着新社会的旧社会的助产婆.”[1](p256)“是社会运动借以为自己开辟道路并摧毁僵化的垂死的政治形式的工具.”[2](p223)强调无产阶级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现存的社会制度才能达到.他们主张民主革命应当不间断地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是一个不断革命的过程.他们还强调“被剥削被压迫的阶级（无产阶级）,如果不同时使整个社会一劳永逸地摆脱任何剥削、压迫以及阶级划分和阶级斗争,就不能使自己从进行剥削和统治的那个阶级（资产阶级）控制下解放出来.”[3](p237)
马克思主义认为无产阶级革命的目的是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的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一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3](p273)马克思主义的这些基本方法、基本观点和基本理论,至今都是我们前进的指导思想,是永放光芒的普遍真理.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任何一种思想理论能像马克思主义那样具有如此大的威力.从《共产党宣言》发表以来的150多年中,马克思主义一直是塑造世界的主要精神力量,始终是推动和指导世界各地人民摆脱剥削、压迫和贫困,走上独立和解放、争取社会主义和人民共同富裕的强大思想武器,受到世界人民的尊敬和拥戴.
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的普遍有效性是毫无疑问的,但马克思主义要成为某一民族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必须有一个具体化的过程,即同一定历史条件下,这个民族、这个国家的一定社会、经济、政治等文明状态和特征结合起来.所以中国共产党人之所以选择马克思主义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并使之中国化,首先是由马克思主义的客观真理性和为无产阶级和人民大众争取解放和追求幸福生活的本质决定的.
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客观需要
中国社会变革呼唤新的理论指导,这种新理论就是马克思主义.旧中国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人民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的压迫和剥削,民不聊生,民怨沸腾,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迫切需要科学的理论指导,改变贫穷落后的状况,使人民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中国的许多仁人志士,为了国家复兴,不惜艰苦奋斗,到处寻找救国的良方.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中国人民向西方学得很不少,但是行不通,理想总是不能实现.每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环境迫使人们活不下去,怀疑产生了,增长了,发展了.”[4](p1470)究竟怎样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呢?中国人民的出路在哪里呢?中国的先进分子面临着这些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震动了全世界.俄国人举行了十月革命,创立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过去蕴藏在地下为外国人所看不见的伟大的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势力,在列宁领导之下,像火山一样突然爆发出来了,中国人和全人类对俄国人都另眼相看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中国人找到了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放之四海皆准的普遍真理.从此,中国革命就发生了新的变化,以五四运动为标志,进入了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获得了广泛的传播,经过同各种错误思潮的斗争,马克思主义逐渐在思想界占据主导地位,并为中国人民所接受.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因为它反映了中国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只有在这个先进的理论的指导下,中国才能找到出路.毛泽东指出：“我们的党从它一开始,就是一个以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党,这是因为这个主义是全世界无产阶级的最正确最革命的科学思想的结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一经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就使中国革命的面目为之一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的整个历史阶段.”[5](p1093)
但是,旧中国是几个帝国主义势力控制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的发展极不平衡,半封建经济占优势,阶级构成是中间阶级人数多,其他两头小,这就规定了中国革命的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革命的动力是无产阶级、农民和小资产阶级,而且在一定时期中,一定程度上还有资产阶级主要是民族资产阶级参加,革命的领导力量是无产阶级,并且无议会可利用,由此规定了中国革命斗争的主要形式是武装斗争,革命的主要阵地是农村,革命的道路是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这种历史条件表明,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必然会有许多不同于外国无产阶级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性.我们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必须结合中国的实际,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1872年德文版序言中所指出的“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3](p248)列宁也说：“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我们“尤其需要独立地探讨马克思的理论,因为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不同于俄国.”[6](p274-275)俄国十月革命和中国革命都证明了这一点.
中国革命的特殊性和复杂的社会历史条件,决定了马克思主义在指导中国革命的实践过程中,必须中国化和具体化.毛泽东1940年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深刻指出：“形式主义地吸收外国的东西,在中国过去是吃过大亏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应用也是这样,必须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就是说,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决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它.公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只是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开玩笑,在中国革命队伍中是没有他们的位置的.”[7](p707)我国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一条重要经验或重要原因,就在于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走自己的路,开创了有中国特色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开辟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改造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提出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路线、方针和政策.这些情况表明：实践需要理论作指导,理论一定要与实际相结合,逐步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是不可易移的真理.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只有同各国实际相结合,才能产生巨大的物质力量,改变社会面貌.
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理论品质作用的必然结果
马克思主义具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指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不是一个由既定不变的概念、结论和公式构成的狭隘、封闭、僵化的体系,而是与时俱进,它有自我更新和生长活力的、开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是由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科学性、时代性和实践性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始终严格地以客观事实为依据,而实践又总是在不停的发展中,马克思主义必定随着时代、实践和科学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实践没有止境,马克思主义的发展也没有止境,这就构成了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马克思主义与时俱进的理论品质体现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在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与时俱进,理论创新,使之成为符合中国国情、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的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首先,坚持“老祖宗不能丢”,这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要求和前提.自近代以来,中国的先进分子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曾经尝试过各种各样的政治主张和思想主义,却无一成功.只有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探索中国的前途与命运,发展了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正确道路,并引导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断走向胜利.可以说,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中国人民经过长期艰苦探索和付出代价后做出的正确选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共同理论基础,是引领我们立党兴国的“老祖宗”.毛泽东指出,马克思这些老祖宗的书必须读,他们的基本原理必须遵守, “一百多年来,没有哪一个理论、学说像马克思主义那样保持勃勃生机,对推动社会进步起那样巨大的作用,造成那样深远的影响.尽管现在世界情况有很多新变化,但历史发展的总趋势并没有超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揭示的基本规律.”[8](p51)如果不信仰马克思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用马克思主义指导行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无从谈起.
其次,要继承前人,更要进行理论创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不仅要求结合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际去应用马克思主义,更重要的是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去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大胆的理论创新,创新是马克思主义的本质要求,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江泽民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每一次重大突破,社会主义实践上的每一次历史性飞跃,都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具体实践相结合进行理论创新的结果.”[9](p455)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方面,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领导人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也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由需要变成了现实.早在20世纪30年代毛泽东就指出：“客观现实世界的变化运动永远没有完结,人们在实际中对于真理的认识也就永远没有完结.马克思列宁主义并没有结束,而是在实践中不断开辟认识真理的道路.”[10](p296)正是在坚持马列主义的基础上,根据客观情况的变化,研究中国革命遇到的新问题,创立了中国特色的革命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次历史性飞跃,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革命论作出了独创性的贡献,充分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创新精神.
邓小平关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又一次理论创新.在中国这样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创新性工程之一.中国的现实,既不是像马克思和恩格斯所论证的那样,在资本主义高度发达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也不完全等同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邓小平认为不以新的思想、观点去继承、发展马克思主义,就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精辟指出：“多年来,存在着一个对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解问题”.“马克思去世以后一百多年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在变化的条件下,如何认识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没有搞清楚.绝不能要求马克思为解决他去世以后上百年、几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列宁同样也不能承担为他去世后五十年、一百年所产生的问题提供现成答案的任务.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根据现在的情况,认识、继承和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11](p291-292)邓小平总结中国共产党几十年来领导民主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创造性地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他说：“我们现代化建设,必须从中国的实际出发.无论是革命还是建设,都要学习和借鉴外国经验.但是,照抄照搬别国经验、别国模式,从来不能得到成功.这方面我们有过不少教训.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11](p2-3)着眼于时代变化和实践发展,邓小平围绕“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基本问题,形成了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解决了经济文化落后国家如何建设和发展社会主义的根本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发展了马克思主义.
党的十六大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党的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伟大旗帜,对事关党和国家发展全局的一系列重大问题进行了卓有成效的探索和总结,提出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候,中国共产党执掌全国政权已有50多年历史.改革开放的新环境使党面临许多前所未有的新经验.世界上一些长期执政的党先后垮台,也向我们敲响了警钟,加强执政党的自身建设成为重中之重.胡锦涛这样评价“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创新性：“‘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所具有的基本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都有论述,但把发展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同坚持党的先进性联系在一起,上升到党的性质和宗旨的高度,上升到党的指导思想的高度,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对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既坚定不移地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又赋予它们鲜明的时代精神和实践要求.”[12](p6-7)继江泽民之后,胡锦涛总书记又根据新的实践和新的需要,提出了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科学发展观,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等新的观点和新的思想.
上述这一切极富创造性的理论成果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生动体现.由此可见,发扬与时俱进的精神,依据时代变化,研究新的实践,不断推进理论创新,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基本特征,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动因和必然趋势.
四、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要求
中国传统文化作为一种思想资源,一种历史存在,它本身就是中国国情和客观实际的一部分、一个重要方面.因而,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优秀成果相结合,应当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题中之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讲,就是马克思主义同中国传统文化的交流、碰撞、融合和发展的过程.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表明,这种融合和发展具有历史必然性和可能性.从马克思主义方面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有其内在的文化根基.虽然马克思主义隶属于西方传统文化,但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学说时,博采众长,几乎吸纳了人类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其中,也直接从中国传统文化中吸取了积极思想.这就决定了它与中国传统文化一开始就有一种天然的联系,就可以相互沟通.另外,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它体现着人类思维的本性和发展规律,并且被人类社会文化实践,特别是俄国的实践证明是一种超越民族、地域和时代限制的普遍性真理.正是因为它是普遍真理,提供的只是指导原则,所以其在发挥世界性指导作用时,必须“本土化”和“民族化”.只有采取恰当的民族性、时代性的表现形式,才有实际意义.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相结合的过程中,必须“入乡随俗”,“使自己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带有为中国人民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和中国气派”,从而建构出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这样,才能被中国共产党人普遍认同,被中国老百姓自觉接受,才能真正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成为引领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走向胜利的光辉旗帜.
从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看,一方面中国文化历史悠久,内涵博大精深,具有极强的亲和性、包容性和融合性,可以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生根发展提供丰富的思想营养和一切必要条件.但另一方面,由于历史和阶级的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从总体上说,缺乏科学性和革命精神,因而它不能够说明社会发展的动因和规律,不能回答和解决近代中国革命的一系列重大问题,它需要科学化和革命化,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能够中国化的全部根据所在.
尽管如此,要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必然性和可能性真正变成为现实,其中还需要许多主客观条件.就主观条件而言,需要有一批又一批既懂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又具有中国传统文化深厚底蕴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来做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传承”和创新工作.毛泽东、邓小平就是这方面的杰出代表.他们之所以能够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做出伟大贡献,形成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其中最重要的是他们勤于学习、善于学习,精通马克思主义要义,熟悉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这种优势使得他们在构建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科学体系时,能够充分地理解中华民族的思维习惯和社会心理,能够深入浅出地诠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使得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从内容到形式,都带有浓郁的民族气味,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
从客观条件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不是一个孤立的历史现象,它离不开世界文明发展的环境和营养.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从属于帝国主义的殖民体系,新民主主义社会的中国从属于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当代中国处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主题下,处在开放的世界之中,中国的民族文化在与世界文化的碰撞和交融中彰显自己的特色.所以,无论是毛泽东还是邓小平、江泽民都是以兼容并包、海纳百川的气度和世界眼光对待外来文化的.以他们为代表形成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才具有旺盛的生机活力和广泛的世界意义.
五、马克思主义中的群众观点和满足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根本保证和目的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魅力和巨大作用,在于深深植根于人民群众伟大实践之中.人民群众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实践主体,又是创造科学理论的实践源泉.中国共产党人在长期奋斗中形成的“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这是对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原理在自己全部活动中创造性的运用,是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条宝贵经验.毛泽东一贯强调群众观点,指出：“我们共产党人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的又一个显著的标志,就是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取得密切的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一刻也不脱离群众；一切从人民的利益出发,而不是从个人或者小集团的利益出发；向人民负责和向党的领导机关负责得一致性；这些就是我们的出发点.”[5](p1094-1095)这就指明了正确实现党的领导的根本途径,这是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创造性贡献.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明确指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极其艰巨复杂的任务摆在我们的面前.很多的问题需要继续解决,新问题更是层出不穷,党只有紧紧地依靠群众,密切地联系群众,随时听取群众的呼声,了解群众的情绪,代表群众的利益,才能形成强大的力量,顺利地完成自己的各项任务.”[13](p342)因此,他把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作用与人民群众的主体作用统一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之中,并对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给予高度重视.邓小平强调应当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党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的这种鲜明的群众立场、观点和方法,是对毛泽东群众路线的发展和创造.“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把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归根结底就是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物质需求和精神文化需求,最终体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刻体现了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本质.胡锦涛总书记更是提出“权为民所用,情为民系,利为民所谋”和“群众利益无小事”的论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终必须落脚在中国的人民群众这个实践的主体上,实现马克思主义群众化和群众思想的马克思主义化的双向统一,这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目的,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得以实现的途径,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现程度的标志.
总之,我们既要坚持马克思主义,又要发展马克思主义.只有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中国化,才能推动中国建设事业的发展,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事业的发展,而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建设、改革的伟大实践,又会丰富和发展马克思理论体系.因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必然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