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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五线谱”还是“数字简谱”，其目的都是为了对声音进行数量化的记录和描述。如果没有这一前提，复杂的音乐作品既不能创作，也难以演出。从这一意义上讲，正如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为抽象的科学一样，音乐是所有艺术中最为抽象的艺术，它们都可以被简单的符号体系加以表述。所以，德国哲学家莱布尼茨指出：“音乐就它的基础来说，是数学的；就它的出现来说，是直觉的。”而西方人所要做的，就是在音乐的直觉背后，发现数学的基础及其“演算”规律。于是，西方音乐和算数、几何、天文一起成为教会必修的四门功课。在西方13世纪，音乐既是艺术，又是数学，还是宗教，因为音乐家要根据数学的原理创造出符合宗教精神的艺术。

音乐不是数学，我们不能指望将一组数学公式能够直接转变成五线谱；音乐不是哲学，我们也不能指望将一个哲学命题直接转变为交响乐。然而，一方面，音乐和数学存在着类似，因为数学和音乐具有抽象探索方案的特征，在探索中由类推和变奏来引导；另一方面，哲学与音乐也拥有一些共同的世界观、共同的生活态度、共同的信仰模式。

最初，西方人对数字的崇拜、对音乐的崇拜、对宇宙本体的崇拜是交织在一起的。从“数字本质主义”的观点出发，西方人竭尽全力地去探索和谐音符背后的数学秘密。在这种探索过程中，音乐家发现，任何单一数字所对应的音响都不能产生美，和谐的音乐产生于不同音响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个观点显然比以往的“数字拜物教”有更大的进步，其意义相当于理性哲学对宗教神学的取代。

然而，数学是发展的，音乐是发展的，哲学也是发展的。数学家对“无理数”的发现不能不引发音乐家的恐慌。这个无理数和极不和谐之间的隐喻的相似，比我们期望的更为深远更为神秘。一个音乐音程和一个数学的数字被人们同样地判断：人们认为它们都在可允许的界限之外。它们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来说，被认为不仅不使人愉快，而且是危险的，不仅有威胁，而且是魔鬼性的。

这种数学家对无理数的恐惧、音乐家对不和谐音程的恐惧，犹如哲学家对非理性世界的恐惧。然而，无论数学家是否喜欢，无理数确实是存在的；无论哲学家是否高兴，这个世界确实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模式被创造出来的；无论音乐家是否愿意，不和谐的音响也确实构成了音乐世界的一部分。于是，正像数学家必须正视无理数，哲学家必须正视非理性一样，音乐家们也必须正视不和谐音程在作曲中的地位。  （摘编自陈炎《科学精神对西方艺术的双重影响》）

5．下列关于原文内容的表述，不正确的一项是

A．“五线谱”和“数字简谱”都是对声音进行数量化的记录和描述，这种记录和描述是复杂的音乐作品创作和演出的前提。

B．数学和音乐分别是科学和艺术中最为抽象的，但是，从某种意义上说，数学和音乐都可以被简单的符号体系加以表述。

C．音乐的基础是数学，它是以直觉出现的，西方人所要做的，是在音乐的直觉背后，发现数学的基础及其“演算”规律。

D．音乐家要根据数学的原理创造出符合宗教精神的艺术，所以，音乐和算数、几何、天文在西方成为教会必修的四门功课。

6．下列理解和分析，不符合原文意思的一项是

A．音乐不是数学，一组数学公式不能够直接转变成五线谱；音乐不是哲学，一个哲学命题不能直接转变为交响乐。

B．数学和音乐都在探索中由类推和变奏来引导。哲学与音乐也拥有一些共同的世界观、生活态度、信仰模式。

C．音乐家发现，和谐的音乐产生于不同音响之间的数学关系，这个观点导致了理性哲学对宗教神学的取代。

D．西方人对数字、音乐、宇宙本体的崇拜是交织在一起的，他们竭尽全力地去探索和谐音符背后的数学秘密。

7．根据原文内容，下列理解和分析不正确的一项是

A．数学的发展推动了音乐、哲学的发展。因为无理数和极不和谐之间的隐喻的相似，所以数学家对“无理数”的发现不能不引发音乐家的恐慌。

B．如果一个音乐音程和一个数学的数字超出了可允许的界限，它们对于一个已经建立起来的秩序来说，被认为是危险的，有威胁且是魔鬼性的。

C．世界不是按照我们的理性模式被创造出来的，不和谐的音响构成了音乐世界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不以数学家、哲学家、音乐家的意志而转移。

D．尽管数学家和音乐家分别对无理数和不和谐音程感到恐惧，但是数学家必须正视无理数，音乐家们也必须正视不和谐音程在作曲中的地位。